純粹客觀是形而上學的假設，可惜得不到任何證明。我能做的就是盡量忠實於我自己的體驗……本書的初稿在一些朋友中傳看過，他們的意見給了我各方面的啟發，有些接受了，有些拒絕了，無論是接受還是拒絕我都感到友誼的可貴。我想把這些意見公開，讓讀者自行判斷。
【摘自：《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作者：劉曉波，時報出版社，二○一九年九月十七日】
翻開此書的時候，我期待作者能夠像歷史老師一樣，給出一個標準答案，可是他似乎也無意成為權威，只是留下懺悔者的獨白：“儘管這本書帶有我個人的性格、局限和偏見，但我決不掩飾這一切。”閱讀後，我有一點失落，更多的是覺悟——是的，沒有人是全能全知的，包括當年十三歲的我，但我們仍然可以繼續去了解、思考，然後把這些見證留給歷史評定。
“那事對當今中國有作為嗎？”那天午飯，朋友Y問我。“沒有！”我思索良久，然後給出了這個“無情”的答案。“既然如此，見證意義何在？”與Y別後，我一直思索“何謂作為？什麼是意義？”。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部分慰安婦窮其餘生做見證，有作為嗎？如果作為等於道歉、賠償和抹走傷痛，她們大概也沒有作為，但也不能說其沒有意義，如果其記憶可以讓人正視歷史，避免悲劇重演。五四運動在當時彷彿也無所作為，但其過程有助推進新思潮，促使國人覺醒。由此觀之，所謂的“作為”，也不是一道目標為本的數學題。
多年過去了，當中的“作為”仍無法如教科書的標準答案那樣完美地呈現，卻教一個當年十三歲的孩子自此記住了愛——不單是記取仇恨，更需要和國人一起努力革新，引領民族前進的不是我驕傲我是中國人，而是那份因愛而生的自強不息與不離不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