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資深導演張婉婷執導的獲獎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遭多位片中女學生控訴受不公對待，最終令電影公映四天就被“腰斬”。事件更引發香港社會關注紀錄片拍攝，及保護未成年人私隱的爭議。
【摘自：RFA網上媒體，記者：李若如，二○二三年二月七日】
《給十九歲的我》是我本年最想看的一套電影，因為其主題和我近日的教育現象學研究是相關的——都是想透過藝術化的形式，反映青少年的成長體驗。影片還未觀看已下架，失落之餘，同時也想起早前和朋友就成長紀錄片的討論：
“精彩呵！想過拍成紀錄片？”朋友看到我寫的研究案例異常興奮，建議我參考英國廣播公司，耗時五十六年把十四名兒童的成長拍成紀錄片。“如果你明知自己的經歷會實名公映，不會有保留？回看不會尷尬？”我問，大家相視而笑表示有所保留。無論如何，紀錄片也是人為創造出來的影像，所謂的真實是觀眾和拍攝者一廂情願的心理投射。紀錄片更適用於時代和景觀變遷、人生成就、職業生涯等，而非孩子成長，因為他們年紀尚輕，且當中涉及太多有關私隱的考量。更重要的是，當事人不是演員，為何有“演”的必要？
既然匿名訪談足以讓我們了解一個人的成長；改編故事能夠更好地提煉和聚焦，為何必須要拍紀錄片？有求才有供，如果人們放下對真人騷“虛幻的真實”的投射，就不需要拍這類以展示個人私隱為賣點的紀錄片了。
文章刊於澳門日報: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3-02/10/content_165324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