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想的空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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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塊磚沒有甚麼用,一堆磚也沒有甚麼用,如果你心中沒有一個造房子的夢想,擁有天下所有的磚頭也祇是一堆廢物;但如果祇有造房子的夢想,而沒有磚頭,夢想也沒法實現。

    【摘自:〈我的撿磚頭思維〉,《培養會正面思維的中學生》,作者:俞敏洪,九州出版社,2010年7月】

香港跳舞女子組合FFx近日憑一首“900元”廉價歌曲《Sugar Baby》MV,橫掃各社交平台,YouTube點擊率每日倍增,由奇醜無比的嘲笑,到有夢最美的吹捧,成就了“現代速食文化”的公關策略。甚麼是“現代速食文化”?那就是:追求快、新、奇的生活方式。一無是處足以先聲奪人,而赤手空拳又可成為賣點消費愛心,可謂一石二鳥。不可以先練好歌再在人前表演嗎?不可以多練幾天舞再拍MV嗎?不可以多儲點錢再找人拍攝嗎?不可以。因為拍MV才是夢想的房子,花時間拾磚頭已經太遲。

“速食文化”還出現在社會的方方面面:藉藉無名的網絡作家拒絕免費約稿並不罪過,但他竟破口大罵約稿者是“乞丐”;小作者未有條件出書和得獎實屬平常,但此等遭遇卻足以磨滅意志,城中的文學講座和工作坊又永遠是小貓三數隻……因為收錢、得獎、出書才是作者夢想的房子,是否有足夠的磚頭實是其次。一群想在演辯比賽中奪冠的孩子很有大志,但他們卻都不愛做基本功訓練,因為在台上閃亮才是參賽者夢想的房子,花時間拾磚頭實屬不智……有夢就是美,人們醉心於廉價的夢,一如急功近利的商人喜歡打造“豆腐渣工程”。

記得讀書的時候,老師曾經這樣勉勵我:“世上最可怕的事不是沒有人賞識你,而是當每雙眼睛都望着你,你卻沒有足夠的能力去展露自己。”“學好真功夫,方為大師傅。”難忘年少的時候,電視上有過這樣一句廣告詞……時移世易,慢慢地,人們忘了拾磚頭才是建房子的必要條件──空有造夢的慾望,卻失去成就夢想的耐力。

“負面情緒”不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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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向思想家想出來的,是個美好的宇宙,有大片閃耀着光芒的北極光。在那裡慾望能自由實現,一切事物都是完美的,至少都是如你想要的那麼完美。夢想會自動實現,你只要清楚說出願望,願望就會成真。但是住在那地方的人肯定孤獨到極點。

    【摘自:《失控的正向思考》,作者:芭芭拉 · 艾倫瑞克,譯者:高紫文,左岸文化出版社,2012年10月】

據說生物之所以有七情六慾,是因為腦中有複雜的神經細胞。電影《玩轉腦朋友》利用了這個假設,生成了故事主要配角,他們分別是:Joy快樂、Sadness悲傷、Fear恐懼、Disgust厭惡、Anger憤怒等五大情緒。故事講述女主角隨父母移居他地,因為思鄉而產生情緒波動,而五個小人兒,則分別代表着不同情緒相互抑制或幫助。其中代表悲傷的藍色小鬼最不受歡迎,因為他所觸及之處,都會被染成悲傷的藍色。為了保持正向思維,充滿光明的Joy處處迴避他,並因為阻止Sadness發放悲傷而釀成大亂,最後,Joy在回憶中覺悟:每次化解不幸,得到支持的主因反而是悲傷,因為有了悲傷,人們才會知道你需要幫助和支持,繼而伸出援手,與你一起解決難題,走出陰霾。

簡單的情節,巧妙地帶出了人性的思考,是故事的高妙之處。看着小女孩勇敢地哭訴的一刻,我就想起了《失控的正向思考》其中一節。當時,我一直不明白為甚麼“只要說出願望就能成真的人”會孤獨到極點?因為完美無缺的人生缺乏了相互依賴和幫助的過程。回歸現實,我們真的需要教出一個完美的孩子嗎?為了成就完美學生,父母事先為孩子解決所有問題,那麼學校老師還可以教他們甚麼?為了贏在起跑線,父母要求孩子學好所有才藝,那麼同學朋友還可以和他切磋甚麼?如果孩子痛苦了也必須強作堅強,那誰還能了解他內心的軟弱?而一個又一個優異生自殺的悲劇,大概就是以“失控的正向思考”寫成的。

仇恨的無花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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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希望聽見老人最後的歷史證言,也通過這些證言看見“戰爭”,指認出製造對立的政治體系,防止它再一次驅策我們陷入“非我族類”的互相殘殺。

    或許,這才是紀念二戰結束七十周年的真正意義。

    【摘自:《紀念二戰結束七十周年:六個人的一九四五》,採寫:史圖登、張妍、周華蕾、李蔚、江雁南、譚端,端傳媒,2015年9月】

每個人都有自己喜歡的紀念方式,有人留戀靜默,有人獨愛溫情,有人喜歡熱鬧,有人不想拘泥於過去……凡此種種均乃個人自由意志,沒有甚麼需要詬病的。就以紀念抗戰七十周年為例吧,國民黨舉行小型紀念會,中央政府舉行盛大閱兵儀式,全球華人媒體均有不同面向的紀念特寫,澳門各界也動起來了,有學生組織閱兵觀賞會,有學者出書,有單位籌備展覽,有團體舉行研討會。就連小小的臉書也不例外,9月3日一早,便有朋友貼上照片,寫着“紀念抗戰最好的方法莫過於看本史書”……在眾多資訊中,臉書上一組青綠色的小格子吸引了我,那是源自某群組的貼文,第一句寫着“戰爭不是這樣紀念的”。不是這樣,可以怎樣?我好奇正想細閱,又彈出了另一個格子,寫着“用鮮花紀念戰爭,不是坦克”,我又不解了──鮮花當然是好的,然而,誰會用坦克去紀念戰爭呢?按下去才知道他們以“坦克”借代了“閱兵儀式”。眾所周知,軍備展示是各國閱兵儀式的指定動作,中國也不例外,當中固然有展示自身實力的意味,卻不見得是儀式的全部。當天,老兵們深情的雙眼沒有被發現,雄師們威武的步操沒有被嘉許,主席無分黨派的謝辭沒有被讚賞,國家永不稱霸的誓言沒有被打動……何以只看到了坦克?也許小方格就像一面鏡子,只能照出貼文者的內心。

一如所料,說好的鮮花栽不成,小方格只促成了“非我族類”的內鬥與指罵,仇恨在沒有愛的種子內發芽,形成永恆的無花的苦果。

七十年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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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之際,我們謹以這部《詩壯國魂——中國抗日戰爭詩鈔》獻給那些的抗日先輩,他們在祖國生死存亡的歷史關頭,用鮮血和生命力挽狂瀾,雪洗了中華民族的百年恥辱,他們永遠是我們的英雄。我們謹以此書獻給今人,特別要獻給即將擔起復興中華重任的年輕一代。古人云:“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我們絕不能忘記那段痛苦的歷史,要時刻保持一種憂患意識,始終要保有“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的清醒認識。我們也要將此書獻給愛好和平的日本人民。我們不想播種仇恨,但要尊重歷史,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珍愛和平,共同發展。

    【摘自:《詩壯國魂:中國抗日戰爭詩鈔》,編者:趙仁珪,中國詩歌網,2015年7月18日】

夜深了,萬籟皆寂,越夜越精彩的臉書網站卻仍然人聲沸騰,為的就是那七十年前的名份:

“歷史到底有沒有記清功過?國民黨和共產黨,誰比誰更值得嘉許?誰比誰更應該貶抑?誰寫的歷史叫史實?誰才有資格慶紀念日?……”

七十年過去了,這一個民族依舊不變,仍是如此愛好分化,寧可犧牲整個民族的和諧,也不讓對手有機會沾光。歷史已經無法算清國軍還是共軍死傷更多了,然而,任何一本書都分明記着:張學良為何發動西安事變,而他又為何因此被軟禁長達五十餘年?祇是沒有人願意正視歷史,因為這個民族總是喜歡執着小節,有時忘了大義。

七十年過去了,人們寧可拿起放大鏡去清算歷史的雞毛蒜皮,不懂認清這天的意義是毋忘國恥──國之興亡關係着整個民族的福祉。那場仗的確是美國協助才得以打勝的,然而,那些保家衛國的英靈,不值得歌頌麼?那些家破人亡的平民,不值得紀念麼?我們需要甚麼資格才足以紀念一個日子?

七十年過去了,其實,我更想告訴那個吵鬧民族:寫在史書中的一切,並沒有比人民的覺悟重要。

師道與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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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道尊嚴”與“當仁不讓”恰好形成一種張力關係,其中既實現了文化傳統通過“師者”的尊嚴而延續和傳承,亦維繫了道德原則借助“當仁不讓於師”的信念而獲得的至上性。我們的文化傳統,正是在這種相互矯正和彼此限約中,得以生生不息地發展和弘揚。

    【摘自:〈“師道尊嚴”與“當仁不讓”〉,作者:何中華,文化中國,2011年5月24日】

這邊廂,一群大學生強行衝擊校務委員會,並與校方決裂;那邊廂,學生要求修改“課程綱要”,某學生領袖自殺身亡。港台社運一浪接一浪,民主思潮一下子由社會湧進校園,由課程內容、校務人選至畢業典禮小節,皆成師生權力的角力場。作為民主的支持者,又為人師表,我開始察覺到“民主”與“師道”間產生的對立面:當學生處處講求平等,進而對權威的推倒:父母、師長、學校、經典、教會,甚至知識框架、語言規律都可以被動搖。傳統的瓦解,原來的秩序沒有得到必然的重建,而破而不立的追求又無法支撐教師在教育中的重要功能。一味強調師生關係對立的結果是,毀滅了長久以來由“師”到“生”的教化功能,導致知識觀和價值觀的扭曲與紊亂。由此看來,民主思潮對文化傳遞的破壞力可以很大。

從解決問題的角度看,把“師道尊嚴”與“民主自由”放置於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面,如同那個年紀輕輕就走上自殺之路的“民主烈士”,在拼個你死我亡的過程中,導致雙失──既傷害自己,又無助於事態。如何才能由這個死循環中解救出來?筆者認為,雙方都必須放下執迷,建立以教師為主導、學生為本位的學校制度,透過分權、溝通、對話等方式讓渡權力,從而形成理性的權力制衡關係。西方哲人亞里士多德曾說“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我國至聖先師也說過“當仁不讓於師”。當教師有“求真成仁”的胸襟,學生有“尊師重道”的雅量,師道與民主的死結才有機會打開。

本文刋於澳門日報

“興趣班”之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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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倫一回家就扭開收音機,全天候播放古典音樂……一睜眼醒來,就開始嗶哩吧啦傳道解惑。每周到博物館朝聖是例行公事,他尚嫌不夠密集,還要把握每次散步機會:經過工地就上物理課,解釋槓桿原理;遇罷工抗議,就講勞資關係……女兒果真成為天才,五歲讀畢《大英百科全書》,十六歲大學畢業(主修數學),十八歲得博士學位後加入IBM,成為卓越的電腦工程師……亞倫所謂的“完全浸淫教育法”有一個代價:也許小時候已聊完一輩子的話,伊迪絲長大後沒有再跟爸爸交談,而根據十年前的報道,八十多歲的亞倫貧病交纏,正靠救濟金度日。

    【《天才兒童煉成法》,作者:馮睎乾,《蘋果日報》,2015年6月12日】

“不愉快的童年”近日成為報章上的熱門議題,不知為何“興趣班”首當其衝成了罪魁禍首,無論是辦“興趣班”或是“幫孩子安排興趣班”都可以被扣上一頂“逼孩子學習的帽子”,更有網絡文章直指辦興趣班的商戶“利字當頭”,一衆排隊報興趣班的家長“喪心病狂”。另有熱心人士親自設計“暑假親子活動清單”,勸人拒絕再玩“興趣班”。最可憐的莫過於“非洲鼓”,明明是純開心玩樂的小玩意,因為出現在剛考上名校的“不快樂小孩”的學習清單中,馬上淪為“童年毒藥”。

“興趣班”真的如斯可怕?當然不是,無論何種形式的興趣班,包括:政府辦的、學校辦的、社團辦的、商人辦的,都統稱“課餘活動”,活動形式或有不同,但功能相類──開心玩樂,學點課外的小才藝,讓孩子將來有個愛好,生活有點寄託。今天何以變作“童年毒藥”?一切皆因有人濫用所致。過猶不及,任何事物超過了合適的用量,都會招致苦果的,“興趣班”不是唯一。如同引文,親子教育也可以走火入魔。再萬能的家長也取代不了社群互動,而“興趣班”就是那個可以讓孩子和其他人開心學習的地方,適度為之則可。

彩虹的情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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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來尋我時  尋我不到

    因而洶湧着哀傷

    他走了以後  我才醒來

    把含着淚的三百篇詩  寫在

    那逐漸雲淡風輕的天上

    【《彩虹的情詩》,錄於詩集《七里香》,作者:席慕蓉,作家出版社,2010年9月】

那一年,她離開了,什麼都沒帶,身邊只有那低下頭的同路人。

臨行的時候,她塞給我一份沉甸甸的禮物。

“我走了,來不及參加你的婚禮,留着做個紀念吧。一定要幸福呵!”她淡然地道。

我疑惑地點頭,很想開口發問,但想起她在電話裏的忠告,我住口了,看着她們在人群中消失。

“那會是誰呢?”離開的時候,未婚夫問,我這才猛然醒覺──她就這樣走了,什麼也沒說,就連自己的伴侶也不好意思介紹。那個“她”就是她的戀人吧,已經五年了,還記得讀大學的時候,她說戀愛了,之後卻從未在人前提起過自己的戀人,總推說不方便,也許就是“她”吧,我很為自己的粗心大意而懊惱。不久,我結婚了,她也結婚了──她說出走是為了逃避家人的責難,更是為了尋找那片容得下她們的土地。

那一天,我出席了她簡樸的婚禮。儀式是在家中進行的,沒有很多賓客,只有見證人和我們幾個好友,本來氣氛還算祥和,突然傳來某人的來電,只見她的伴侶在一角暗暗垂淚,最後說了一句“媽媽,我對不起你!”,那一刻,場中每個人的心都在下雨。哭得最傷心的自然是她,因為,她媽媽說“走了,就永遠不要回來,生了這樣的女兒是前世作的孽!”那種淒然和我那被祝福的陽光燦爛的婚禮,成了強烈的對比。

“無論是陰雨或是天晴,生活還是要過的,幸好還有她。”身在異地無人、無物、無工作的她樂觀地和我道別。我點點頭,不敢直視她,只在轉角的玻璃門倒影內偷看她們的身影──細細的、柔柔的,燈光下,如彩虹的水影在盪漾,一如今夜面書的虹潮。我按下鍵盤,給遠方的她們/他們送上一份小小心意──一定要幸福呵!

被遺忘的詩 (圖:幾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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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聲會像小鳥似的回答我。

昨天,沉默了,無人能和的聲音,

樹林的談伴,已經把我們拋棄。

他化作給予生命的麥穗,

或者化作他歌唱過的雨絲。

世界上所有的花朵全都開了——

為了迎接他的死。但是,

一個謙遜地稱作地球的行星上,

馬上變得無聲無息。

【《詩人之死》,作者:阿赫瑪托娃,收錄於詩集《最美的詩》,江蘇文藝出版社,2012年4月】

那一年,詩人海子離開了,跟隨着他身後的,還有許多年輕的詩人。他們是以怎樣的心情踏出月台?又以怎樣的心情把身體獻給大地?我一直在想:血終究是灑向大地的,然而,染紅並不是最終的期許,推進才是──讓那一列載着夢想的火車,輾過了肉體,吸附着英靈,帶領着一代又一代的前行。

時光飛逝,一樣的喧鬧,喚不醒良心;一樣的燭光,照不亮征途──“樹林的談伴,已經把我們拋棄。/他化作給予生命的麥穗,/或者化作他歌唱過的雨絲。/世界上所有的花朵全都開了——為了迎接他的死……”每年的這一天,所有自命正義的人都沸騰起來了:那一點屬於歷史的深沉,可以把他們映襯得如斯雪白;那一點屬於光明中的黑暗,卻足以抹黑整個種族。

也許,詩人們曾經天真的以為,只要獻出了生命──回聲會像小鳥似的回答我。然而,悅耳的回響並沒有傳來──“昨天,沉默了,無人能和的聲音,/樹林的談伴,已經把我們拋棄。”現實的殘酷,足以毀掉很多夢想,於是,曾經的愛化成利刃,讓骨肉頃刻分離。

“世界上所有的花朵全都開了——/為了迎接他的死。但是,/一個謙遜地稱作地球的行星上,/馬上變得無聲無息。”海子走了,用自己的身體為幸福寫一首詩,傾訴路軌對大地的愛與堅持;年輕的詩人們也走了,用青春為夢想寫一首詩,表達對故土的一往情深。沒有人在意這些了,一如花朵的榮耀在於死人的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