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你開心嗎？”是我早年學回來的育兒秘技，用意是讓孩子知道父母關心其感受，若然真的遇到不快的事，可以及時給予指導和支持。小時候受了委屈，進門就滔滔不絕的孩子，到了青春期，天真無邪的臉卻變得陰晴不定。“孩子，你開心嗎？”這話顯得幼稚，但看到孩子愁眉不展時，我還是會按捺不住地問“孩子，你不開心嗎？”，哪怕最後只收回一陣冷待。

“為什麼總愛問人家開不開心，不覺得這樣子會令人尷尬嗎？有需要幫忙自然會說。”朋友批評我。說的也是，長大成人了，開心與否，父母都幫不上忙，不說為妙。直到前幾天，讀到澳門基督教青年會發佈的有關青少年與親子關係的調查結果“本澳家長多認為自己管教方式屬於開明民主型，子女則認為父母屬於忽視冷漠型，反映親子雙方認知差異大”。再次讓我感受到關心孩子情緒的重要性，哪怕他們總是擺出愛理不理的樣子。

如何既表達關心，又不致於讓青少年反感？我為此組成了專家小組進行研討，收回以下小秘技：先“眼到”，再“手到”，最後才“口到”。說話力量有限，我們先要觀察孩子的生活小節，再詢問具體情況，例如：媽媽最近發覺你無精打采，是功課有壓力嗎？如果說中了，或者會成為他們傾訴的契機，而即使反應冷淡，父母也可以借機表達簡潔的關心（切記要簡潔，青少年不愛長篇大論）；手到是指行動，無論多晚未歸，家長也可以給孩子留碗熱湯 / 他喜愛的小點心；遇到挫敗時，不要急着說教，先來個熱情的擁抱，或是“拍膊頭”打氣，讓孩子知道無論如何，父母一直都在，等心情平伏了，再總結教訓也不遲。

《二〇二二年國民抑鬱症藍皮書》指出，十八歲以下的抑鬱症患者佔總人數的百分之三十，其中百分之五十為在校學生，而家庭關係是當中重要的壓力源。處於羽翼未豐的階段，青少年起飛並不容易。“孩子，你不開心嗎？”願你永遠記住：世界只關心你飛得高不高、遠不遠，唯有我在乎你飛得累不累。

文章刊於澳門日報: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3-02/28/content_1657060.htm

切記分數是一定學習能力的體現，但只是固定知識而已，怎樣培養創新能力，而又能應付不同變化的挑戰才是學校必須迎頭趕上的任務。應試教育應該被拋棄，今後教給學生最重要的，是終身學習的能力和興趣，是素養和價值觀，其他交給機器做就行。

    【摘自：〈為甚麼成績好的學生畢業後會變得平庸？〉，吳又可，二○二三年二月九日】

即使業界對其實際能力仍諸多猜疑，但在傳媒的吹捧下，ChatGPT以狂風掃落葉之姿席捲全球。有名校立即頒佈禁止學生用ChatGPT做功課的校規，問題是：在沒有現場監察的情況下，如何識別學生有沒有用呢？如果學生只是抽取部分元素，那又是否當抄襲？當中包含的種種技術、學術倫理等問題，似乎都無法找到合適的解決方案。

相對於教育界的憂心忡忡，我家○○後小子們反而表現得輕鬆自若：誰說抄襲功課一定得用ChatGPT？學生真的不想做，可以抄同學功課，請補習老師，甚至去某購物平台請人代筆……ChatGPT只不過比較方便。關鍵不是我們怎樣看待機械人所做出來的答案，而是如何看待功課的意義？功課是輔助自己學習的過程，而非應付老師和取得成績。再說，誰說“抄”一定就不能學習呢？那補習老師給我們的答案，算抄襲嗎？

雖然以上答案還有很多値得深入探討的空間，但明顯在智能產品下成長的孩子們，對新事物的接受程度更高。時代不一樣了，AI時代的人才需要的不再是死記硬背的技能，而是思考、判斷和決策的綜合能力。我們要嚴格打擊的，也許不是學生用ChatGPT，而是教師以傳統應試教學方法去評量自身“教學成效”的心態。我相信，“靈魂工程師”的角色是不會被取代的，當教師重視素養和價值觀教育的時候。

文章刊於澳門日報: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3-02/24/content_1656123.htm

在面對創造力的測試上，這些透過演算法湊出來的排列組合，並不具備創造力的許多條件。換言之，只能勉強達平均值。這也和明尼蘇達大學法學院教授們的測試結果相似——AI的表現平庸。

    【摘自：〈ChatGPT 對教育的挑戰，你準備好了嗎？〉，記者：任恩儀，換日線網媒，二○二三年二月七日】

“ChatGPT是一項人工智慧技術，它使用自然語言處理和訓練深度神經網絡技術來建立可以通過一對一聊天行為與使用者互動的機器。”

以上這段文字，是通過ChatGPT書寫的，自然、工整、全面，會不會比我寫得好呢？針對以上的內容，因為當中有我不了解的專業知識和術語。然而，它仍無法取代我的思想，因為它沒有我獨一無二的生命體驗，無法得出我的想法和判斷。所以ChatGPT的確可以取代只具備文字流暢功能的文字工作者。這工具無疑改變了未來人才的“求生技能”，我們每個人都需要具備成為策劃者的能力，然後找個機械人代筆，但最後對素材進行取捨的仍是本人。

“如果一同參賽，你確信自己真的比ChatGPT更高分嗎？”兒子問我。我確信所有比賽都是幾個評委的審美，如果ChatGPT先收集這幾個評委自己的得意作品和文學評論文章進行分析，然後再按其喜好用系統寫出來的作品，其得勝率自然比較高，如同我們辯論比賽會做評判攻略分析，教練每場都會認真去聽取點評，然後歸納評判想法以便日後設局佈陣那樣。比賽評比只是一種練習，一場遊戲，關鍵是，作家依據比賽結果去確立自身價值，有意思嗎？

我可以用ChatGPT這種技術，但ChatGPT不能取代我，當我重視的是內在修行，而非表面成果的時候。

文章刊於澳門日報: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3-02/17/content_1654649.htm

香港資深導演張婉婷執導的獲獎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遭多位片中女學生控訴受不公對待，最終令電影公映四天就被“腰斬”。事件更引發香港社會關注紀錄片拍攝，及保護未成年人私隱的爭議。

    【摘自：RFA網上媒體，記者：李若如，二○二三年二月七日】

《給十九歲的我》是我本年最想看的一套電影，因為其主題和我近日的教育現象學研究是相關的——都是想透過藝術化的形式，反映青少年的成長體驗。影片還未觀看已下架，失落之餘，同時也想起早前和朋友就成長紀錄片的討論：

“精彩呵！想過拍成紀錄片？”朋友看到我寫的研究案例異常興奮，建議我參考英國廣播公司，耗時五十六年把十四名兒童的成長拍成紀錄片。“如果你明知自己的經歷會實名公映，不會有保留？回看不會尷尬？”我問，大家相視而笑表示有所保留。無論如何，紀錄片也是人為創造出來的影像，所謂的真實是觀眾和拍攝者一廂情願的心理投射。紀錄片更適用於時代和景觀變遷、人生成就、職業生涯等，而非孩子成長，因為他們年紀尚輕，且當中涉及太多有關私隱的考量。更重要的是，當事人不是演員，為何有“演”的必要？

既然匿名訪談足以讓我們了解一個人的成長；改編故事能夠更好地提煉和聚焦，為何必須要拍紀錄片？有求才有供，如果人們放下對真人騷“虛幻的真實”的投射，就不需要拍這類以展示個人私隱為賣點的紀錄片了。

文章刊於澳門日報: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3-02/10/content_1653246.htm

“我們應否檢討學生自殺是否和教育制度有關，還是這件事只充當着一個微不足道的角色？”“這個世界有它的遊戲規則，應付完這些規則我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摘自：《青春的覺醒》，法蘭克 · 魏德金德，夢劇社，青年劇場綜合培訓計劃，二○二三年一月】

一八九一年德國作家魏德金德寫成的劇本《青春的覺醒》，想不到一百多年之後，我們仍有共鳴：性教育仍然羞於啟齒，有關性與愛題材的少兒文學常被指不道德；學校和社會的競爭更為激烈，優勝劣敗的價值觀舉目皆是，青少年自殺問題越來越嚴重。唯一慶幸的是，社會開始重視心理支援，緩解壓力的書籍和課程大行其道。然而，一邊施壓，一邊減壓，能治本嗎？情況就如同我再做青少年親子研究的一些案例：一個患有抑鬱症的孩子，一邊看心理醫生，一邊找補習老師，不可以先放鬆養病嗎？一個有偏差行為的孩子，和家人的關係已經很差，父母還堅持計較雞毛蒜皮的小事，一邊說我是為你好，一邊互相指責針鋒相對，不可以先停戰，再和解嗎？不可以！因為放下固有的好壞標準太難。

我一邊看《青春的覺醒》，一邊思考什麼是青春的覺醒？劇中的其中一位主角選擇了自殺——既然無法改變遊戲規則，只好提前終止！師長眼中的“壞孩子”則選擇反抗，他是唯一質疑遊戲規則的人，卻也是唯一無家可歸、無路可逃的可憐人。選擇自殺的孩子成功勸他的這位朋友繼續為自己而活，終於死得瞑目——做了一件自己可以把握的事情！（不再永遠被規則牽絆）青春的覺醒也是如此，社會規則不會一下子改變，但要相信人不是規則的奴隸，我們有能力超越規則去創造屬於自己的人生。

文章刊於澳門日報: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3-02/03/content_165163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