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副“好牌”為何打不好?

原生家庭影響到一個人人格的成長,一個人人格的成長影響到這個人的人際關係,也是現在一般人常談到的EQ。它影響到人際關係,影響到事業、影響到家庭,甚至影響到一個人在談戀愛的時候為甚麼會愛上某一類的人。

    【摘自:〈原生家庭的創傷與醫治〉,黃維仁博士口述、董文芳整理,角聲異象平台,二○二三年三月】

青少年的叛逆都源自原生家庭不良嗎?不一定。在本人研究的五十個案例所見,叛逆更多的是呈現青少年階段尋求獨立自主的心理狀態。青少年是由家庭走向社會,天時、地利等際遇肯定會影響其發展,但其個性和人際關係也會反過來影響他們對應“際遇”的方法,特別是面對情感抉擇時,原生家庭的影響力充分彰顯——親子關係良好的家庭,孩子比較容易走出叛逆期的困境。

“咬着金鎖匙出世”,的確會有不同的成長環境,但研究發現家庭社經背景對青少年叛逆所造成的影響非為正相關,“唐氏綜合症家庭”和“運毒少女”的悲慘命運和貧窮相關,但“十項全能的小三之子”和“父母雙方重組家庭下的棄子”,雖然家境優越,但個性也一樣消極悲觀。案例中,不乏手持一副“爛牌”的正面事例,兩位身體殘障的案主因為父母不離不棄、懂得欣賞和讚美帶來生機;有學習障礙的抑鬱症少女因得父母的理解戰勝病魔等。

“人生不在於手握一副好牌,而是打好你手上的牌。”性格決定命運,如何出牌取決於是否擁有良好的個性和心態。為什麼有人手持一副“好牌”,卻打不出美好的人生?因為這“好牌”定義中沒有包含原生家庭的內在因素,以及其對“打出好牌的潛力”——健全人格和人際關係所產生的作用力。

文章刊於澳門日報: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3-03/10/content_1659395.htm

少年不識愁滋味?

我國成人抑鬱障礙終生患病率為百分之六點八,目前我國患抑鬱症人數九千五百萬;十八歲以下的抑鬱症患者佔總人數的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五十的抑鬱症患者為在校學生;青少年抑鬱症患病率已達百分之十五至二十,接近於成人。

    【摘自:《二○二二年國民抑鬱症藍皮書》】

古詩云:“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然而,現今的少年卻不是“強說愁”,而是“真的愁”。不用為生計奔波的他們,愁什麼呢?研究指出,近七成學生患者在人際關係和家庭關係中易出現抑鬱。其中六成三的學生患者在家庭中感受到嚴苛/控制、忽視/缺乏關愛和衝突/家暴。只有成長於這種家庭的青少年才會得抑鬱症?只要跟隨專家做好家庭教育就一定不會抑鬱?其實不然,因為抑鬱症存在很多其他因素,包含先天遺傳。

我在從事青少年親子關係現象學研究中有了另一方面的觀察:家庭關係的確是青少年抑鬱問題的重要變項,但造成家庭關係不良的因素有很多,大部分源於對抑鬱症本身的認知缺失。很多家長誤信坊間全能全知的育兒專家,把“失眠、厭學、逃避、沉迷遊戲等病徵”視為單純的教養問題,不僅錯過了治療時機,更因此誘發家庭關係危機,例如:有父母用各種方式強行矯正問題,因而變得嚴苛/控制;有父母因為孩子屢勸不改,而心生放棄念頭,也有家庭為解決問題而出現衝突,甚至家暴。

還是一樣的家庭,為什麼只有這孩子抑鬱?單純把問題歸咎於家庭明顯是不全面的。心智尚未成熟、過大的學習壓力和期望、科技產品影響生活作息和溝通模式等,都在激化青少年患抑鬱症風險。我們要做的不僅是歸因,而是尋求應對良方,正確認識“少年愁滋味”,乃是拯救他們的第一步。

文章刊於澳門日報: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3-03/03/content_1657694.htm

ChatGPT不能取代“靈魂工程師”

切記分數是一定學習能力的體現,但只是固定知識而已,怎樣培養創新能力,而又能應付不同變化的挑戰才是學校必須迎頭趕上的任務。應試教育應該被拋棄,今後教給學生最重要的,是終身學習的能力和興趣,是素養和價值觀,其他交給機器做就行。

    【摘自:〈為甚麼成績好的學生畢業後會變得平庸?〉,吳又可,二○二三年二月九日】

即使業界對其實際能力仍諸多猜疑,但在傳媒的吹捧下,ChatGPT以狂風掃落葉之姿席捲全球。有名校立即頒佈禁止學生用ChatGPT做功課的校規,問題是:在沒有現場監察的情況下,如何識別學生有沒有用呢?如果學生只是抽取部分元素,那又是否當抄襲?當中包含的種種技術、學術倫理等問題,似乎都無法找到合適的解決方案。

相對於教育界的憂心忡忡,我家○○後小子們反而表現得輕鬆自若:誰說抄襲功課一定得用ChatGPT?學生真的不想做,可以抄同學功課,請補習老師,甚至去某購物平台請人代筆……ChatGPT只不過比較方便。關鍵不是我們怎樣看待機械人所做出來的答案,而是如何看待功課的意義?功課是輔助自己學習的過程,而非應付老師和取得成績。再說,誰說“抄”一定就不能學習呢?那補習老師給我們的答案,算抄襲嗎?

雖然以上答案還有很多値得深入探討的空間,但明顯在智能產品下成長的孩子們,對新事物的接受程度更高。時代不一樣了,AI時代的人才需要的不再是死記硬背的技能,而是思考、判斷和決策的綜合能力。我們要嚴格打擊的,也許不是學生用ChatGPT,而是教師以傳統應試教學方法去評量自身“教學成效”的心態。我相信,“靈魂工程師”的角色是不會被取代的,當教師重視素養和價值觀教育的時候。

文章刊於澳門日報: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3-02/24/content_1656123.htm

ChatGPT不能取代我

在面對創造力的測試上,這些透過演算法湊出來的排列組合,並不具備創造力的許多條件。換言之,只能勉強達平均值。這也和明尼蘇達大學法學院教授們的測試結果相似——AI的表現平庸。

    【摘自:〈ChatGPT 對教育的挑戰,你準備好了嗎?〉,記者:任恩儀,換日線網媒,二○二三年二月七日】

“ChatGPT是一項人工智慧技術,它使用自然語言處理和訓練深度神經網絡技術來建立可以通過一對一聊天行為與使用者互動的機器。”

以上這段文字,是通過ChatGPT書寫的,自然、工整、全面,會不會比我寫得好呢?針對以上的內容,因為當中有我不了解的專業知識和術語。然而,它仍無法取代我的思想,因為它沒有我獨一無二的生命體驗,無法得出我的想法和判斷。所以ChatGPT的確可以取代只具備文字流暢功能的文字工作者。這工具無疑改變了未來人才的“求生技能”,我們每個人都需要具備成為策劃者的能力,然後找個機械人代筆,但最後對素材進行取捨的仍是本人。

“如果一同參賽,你確信自己真的比ChatGPT更高分嗎?”兒子問我。我確信所有比賽都是幾個評委的審美,如果ChatGPT先收集這幾個評委自己的得意作品和文學評論文章進行分析,然後再按其喜好用系統寫出來的作品,其得勝率自然比較高,如同我們辯論比賽會做評判攻略分析,教練每場都會認真去聽取點評,然後歸納評判想法以便日後設局佈陣那樣。比賽評比只是一種練習,一場遊戲,關鍵是,作家依據比賽結果去確立自身價值,有意思嗎?

我可以用ChatGPT這種技術,但ChatGPT不能取代我,當我重視的是內在修行,而非表面成果的時候。

文章刊於澳門日報: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3-02/17/content_1654649.htm

人比作品重要

香港資深導演張婉婷執導的獲獎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遭多位片中女學生控訴受不公對待,最終令電影公映四天就被“腰斬”。事件更引發香港社會關注紀錄片拍攝,及保護未成年人私隱的爭議。

    【摘自:RFA網上媒體,記者:李若如,二○二三年二月七日】

《給十九歲的我》是我本年最想看的一套電影,因為其主題和我近日的教育現象學研究是相關的——都是想透過藝術化的形式,反映青少年的成長體驗。影片還未觀看已下架,失落之餘,同時也想起早前和朋友就成長紀錄片的討論:

“精彩呵!想過拍成紀錄片?”朋友看到我寫的研究案例異常興奮,建議我參考英國廣播公司,耗時五十六年把十四名兒童的成長拍成紀錄片。“如果你明知自己的經歷會實名公映,不會有保留?回看不會尷尬?”我問,大家相視而笑表示有所保留。無論如何,紀錄片也是人為創造出來的影像,所謂的真實是觀眾和拍攝者一廂情願的心理投射。紀錄片更適用於時代和景觀變遷、人生成就、職業生涯等,而非孩子成長,因為他們年紀尚輕,且當中涉及太多有關私隱的考量。更重要的是,當事人不是演員,為何有“演”的必要?

既然匿名訪談足以讓我們了解一個人的成長;改編故事能夠更好地提煉和聚焦,為何必須要拍紀錄片?有求才有供,如果人們放下對真人騷“虛幻的真實”的投射,就不需要拍這類以展示個人私隱為賣點的紀錄片了。

文章刊於澳門日報: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3-02/10/content_1653246.htm

青春的覺醒

“我們應否檢討學生自殺是否和教育制度有關,還是這件事只充當着一個微不足道的角色?”“這個世界有它的遊戲規則,應付完這些規則我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摘自:《青春的覺醒》,法蘭克 · 魏德金德,夢劇社,青年劇場綜合培訓計劃,二○二三年一月】

一八九一年德國作家魏德金德寫成的劇本《青春的覺醒》,想不到一百多年之後,我們仍有共鳴:性教育仍然羞於啟齒,有關性與愛題材的少兒文學常被指不道德;學校和社會的競爭更為激烈,優勝劣敗的價值觀舉目皆是,青少年自殺問題越來越嚴重。唯一慶幸的是,社會開始重視心理支援,緩解壓力的書籍和課程大行其道。然而,一邊施壓,一邊減壓,能治本嗎?情況就如同我再做青少年親子研究的一些案例:一個患有抑鬱症的孩子,一邊看心理醫生,一邊找補習老師,不可以先放鬆養病嗎?一個有偏差行為的孩子,和家人的關係已經很差,父母還堅持計較雞毛蒜皮的小事,一邊說我是為你好,一邊互相指責針鋒相對,不可以先停戰,再和解嗎?不可以!因為放下固有的好壞標準太難。

我一邊看《青春的覺醒》,一邊思考什麼是青春的覺醒?劇中的其中一位主角選擇了自殺——既然無法改變遊戲規則,只好提前終止!師長眼中的“壞孩子”則選擇反抗,他是唯一質疑遊戲規則的人,卻也是唯一無家可歸、無路可逃的可憐人。選擇自殺的孩子成功勸他的這位朋友繼續為自己而活,終於死得瞑目——做了一件自己可以把握的事情!(不再永遠被規則牽絆)青春的覺醒也是如此,社會規則不會一下子改變,但要相信人不是規則的奴隸,我們有能力超越規則去創造屬於自己的人生。

文章刊於澳門日報: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3-02/03/content_1651638.htm

“橫行霸道”新馬路

新春期間,澳門著名地標新馬路設置步行區,範圍包括海邊新街至龍嵩正街的新馬路地段,全長約四百五十米,並劃分為三大路段:“Magic Moment”路段由海邊新街口至清平街口,以彩色雲朵作點綴,夜間設有光影投射;“森林步徑”路段由清平街口至營地大街口,不規則地鋪上人造植被,營造漫步城市中的愜意氣氛;“城巿綠洲”路段由營地大街口至議事亭前地,放置大陽傘枱椅設置成茶座,供遊人停歇休憩。

【摘自:〈新馬路任我行——步行區試行計劃〉,澳門文化局網站,二○二三年一月】

新馬路不新,這是我對新馬路的第一印象。狹窄的街巷、古老的建築、舊式的騎樓,龍蛇混集……有着大電影的陳舊氣息。其實新馬路曾經新過,那是早期開闢的“新的馬路”,名為亞美打利庇盧大馬路,因葡文譯名太複雜難記,故以“新馬路”代之。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隨家人從廣州來澳門定居時,新馬路已經很陳舊,像一個貼着亮麗標籤的舊鐵罐,鏽跡斑斑。澳門回歸後經濟起飛,這一帶成了“嚇怕居民”的遊客區,偶然駕車經過,除了塞車還是塞車,遊客亂過馬路險象環生。疫情之後,終於等到一條沒有遊客的新馬路了!可是百業蕭條,生活逼人,我們開始懷念熱鬧,期待復甦。

“新馬路變天了!”新春期間,朋友們都急不及待在社交平台打卡,而我們一家也興奮相約去“新馬路任我行”,感受“橫行霸道”的快感。途中樂聲悠揚,笑語四溢。雖然無法悠閒地在茶座中享受咖啡,只能在人潮的推送下踏着草地,仰望雲海,人們仍快樂得像飛進了奇異的童話世界。居民和遊客共同嚮往的新馬路又回來了!未來,但願能引入更多新點子,持續為新馬路的舊街老店注入新鮮感,讓陳舊的新馬路新穎起來。

文章刊於澳門日報: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3-01/27/content_1650290.htm

陪伴不是為了改變

陪伴絕不只是為了希望孩子改變而已;而是讓孩子發現,不管他遇到什麼鳥事、倒楣事,都有一個人陪着他不離不棄。

    【摘自:〈孩子沉迷手機還拒學?〉,蔡宜芳,未來孩子學習平台,二○二三年一月十二日】

為什麼我要做青少年親子研究?源於無助吧。自從孩子進入青春期,我作為媽媽可以付出的時間少了,失控的情況卻加劇,學習如何應對是我緩解焦慮的方法之一。由原生家庭、青少年身心發展、溝通方法、生活規劃、情緒管理、家長教育智慧等的學習,最大的收穫不是什麼秘技,而是心態的轉變。

我一直思考的問題是:為什麼和學生相處比和自家孩子更容易?大概是職能不同吧,老師不需要和學生糾纏,只要獎罰分明,向家長如實反映問題就可以。當媽媽則很難對有自主能力的青少年施行有效的獎罰,我努力學習如何避免和孩子糾纏,但問題一旦出現,意氣難平之餘,還需面對很多源自外界的壓力,當中包括學校。孩子若鑄成大錯,家長難辭其咎,苦果也需共同承受。

我在研究中進行了五十個案例訪談,不同年齡層的受訪者都描述了自己的青少年叛逆體驗,雖然時代不同,反映的現象竟大同小異。他們多數認同青少年叛逆的不智,但當局者迷,錯誤似乎難以避免,不同的只是改過的歷程。研究發現,父母的不離不棄是孩子迷途知返的動力。我們經常說要把青少年當成朋友,什麼是友情呢?除了臭味相投,更重要的是:陪伴不是為了改變,明白凡人皆有缺點,即使是錯誤的決定,也會順其自然。

陪伴是期望孩子迷途知返。良好的親子關係是:一轉身找得到你來為我打氣!

文章刊於澳門日報: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3-01/20/content_164913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