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不派糖的理由

“現金分享計劃”的存廢直接關係到澳門當地生活的穩定和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是硬着頭皮繼續推行,還是馬上着手逐步退出,澳門特區政府現在需要果斷決定。畢竟,紅利正漸消,退出卻需時,若真要等到澳門財政儲備消耗殆盡時才着手準備,則恐怕為時晚矣。

【摘自:淺析澳門“現金分享計劃”弊端及對策,作者莊太量及荊浩,研究專論第四十三號,2016年2月】

“推行高等專科及學士課程免費教育利大於弊”(反方)

“澳門應停止現金分享計劃”(正方)

以上兩辯題成為我這半個月精神生活的全部,皆因一年一度高校辯論賽又開鑼了。

“現階段不可能反對派糖,派另一粒糖吧。”任教經濟和公共行政的老師異口同聲道。但無論如何計算,糖去糖還在,要怎買都行!

“派吧!派吧!單計財政盈餘,就足夠派到2046!”同學開心道。也難怪,一年現金分享六十億,不過是我們財政收益的6%——其實對方辯友手上的數據,我們也計過,即使改用盈餘或儲備再計,仍有能力負擔多幾款福利。

“有錢都唔可以亂使!”既然無法否認有錢,那我們就說“亂使吧!”然而,什麼是“亂使”呢?錢沒人嫌多,在民意普遍叫好的情況下,所謂的科學決策說不過去,因為施政以民為本。

“那不僅是一項政策,背後還釋出了一種價值。”就憑某老師一語,我們開始研究福利依賴、世代價值,甚至民族性。可是依賴性這東西本來就很虛無,“形成依賴又怎樣了?已經盲目又怎樣了?越來越不滿足又怎樣了?反正負擔得起,糖吃再多也不致死。除非能推論出不良後果!”評判說。但是,未有發生的事情怎說也不具體,哪怕我們舉出福利大國的經驗,也只換回同一個回應:他們經濟不景而已。本篇引文所提到的經濟倒退數據已是去年的形勢,事隔一年,經濟竟然又回升了。

放下辯題的一刻,我覺得豁然開朗,丟掉那堆沉重的研究報告,準備迎接特首佳音——一年容易又派錢,無限風光在澳門!

當民主牆不再民主

 

今天的民主牆

那些年的民主牆

    我們那個年代,同學不能自己張貼,寫好後交給學生會幹事看看,由學生會把關,除非涉及誹謗內容,一般都沒有問題,然後由學生會代為張貼,我們稱為大字報,大字報之下會留些空位,讓別人評論回應,就叫小字報。小字報毋須經過審核,有些人更會在大字報下貼一張紙,也可以。同學要署名,“例如新數三蔡耀昌”,自報是新亞書院數學系三年級的學生。“在民主牆上的言論是公開,身份也是公開,是責任問題,有權利也有責任。”

    【摘自:《問老鬼:民主牆如何用如何管》,作者:曾曉玲,明報,2017年9月10日】

民主牆是一塊放置於學校的壁報板,學生和教員均可發表意見,是實現大專院校言論自由的一種方式。民主牆之所以叫“民主牆”,而不叫“吹水區”或是臉書上的“secret group”,是因為要體現“民主精神”——追求和而不同,引用近年流行的電視劇金句:“和諧唔係一百個人講同一句說話,係一百個人有一百句唔同說話之餘,而又互相尊重。”高校透過這片讓學生暢所欲言的小天地,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兼容並蓄,甚至溝通交流。

你有意見,我有意見,本來相安無事,偏偏遇着政治熱的人群便“出事”如:港中大的民主牆,有人要支持“港獨”,用同一句口號,印了幾十張海報,霸佔近70%版面;有人不喜歡談“港獨”,聲稱找不到位置,便把人家的海報一張張撕掉,且稱民主是“你有權貼,我有權撕”。又如香港教育大學,有人要祝賀敵人親屬“歸西之喜”或是“生不如死”,坊間說他有失道德,叫干預言論自由;校長痛斥行為不正,被指沒有保護學生。除了廣為報道的以上兩所高校,在暗地起革命的,還有城大和嶺大,嶺大更有人因為撕民主牆被報警查辦。

自由誠可貴,但比之更重要的是民主牆的妥善管理。當大戰連場的壁報板上,空有口號,未見理據,如何體現自由思想的可貴?當民主牆無法體現民主,高校育人之本,學生良好的文化素養,又該如何體現?

立法會在選什麼人?

        議員又稱為代議士,是由人民選出、於議會等各種立法機關代表人民行使政治權利的公職人員。按照字面意思解釋,是指代表多數人的意思,也等同於群眾的意見領袖。在現代的代議制度中,人民藉由選舉選出民意代表,來行使間接民主的權利。

    【摘自:維基百科,最近修改日期2017年4月16日】

“又來獻世了,也不看看自己過去四年做過什麼惠民的事?”很多人會這樣攻擊屢敗屢戰的候選人。他們不會想,沒有當選的獨立候選人也是人,同樣需要吃飯和生活的,在沒有任何支援情況下,可以做多少惠民的事呢?難怪小城偏愛選鄉紳,因為只有資源充沛的人,才可以利用自身的財力做老好人,從而做到權力、名利皆收。

“人民受災的時候,你跑到哪裡了?怎不見你救災的身影?”選舉將至之時,很多人急不及待問。仿佛議員要變成一個超人,時刻救死扶傷,又或是化身成硬照模特兒,在災場拍下救災的英姿。

“都要選舉了,你還力排眾議,定必為言論付出代價!”一句無關任何政策判斷的評價,足以讓候選人千年道行一朝喪。很多人完全沒有意識到勇於發聲本來就是議員的責任。

慢慢地,人們忘了自己在選議員,以為是在選恩人或是模範市民。所謂行使投票權的義務,變成了懲罰敢言者的工具。電視辯論的台上,很多候選人以自己三寸不爛之舌攻擊異己,在申論期間卻無法顯示出自己有足夠的議政能力和知識水平。辯論台下,不少團隊吹噓所屬社團的豐功偉績,卻仿佛不知道,這些都是受資助社團的基本工作,與其議員職能沒有丁點關係;還有那些利用自身財力惠民的鄉紳,甚至開出動聽但無法履行的空頭支票去蠱惑人心。

其實,立法會直選宣傳期並沒有完全發揮“了解參選者”的功能,因為認真閱讀政綱的人不多,與其白白浪費紙張和宣傳經費,倒不如由政府設個“立法會選舉意義”的宣傳活動,認真教育市民——議員和立法會有什麼職能。

人性的眼睛

人性的眼睛

    眼睛是心靈的出口與入口,眼睛把我們心靈中的慈悲、欣喜、智慧、定力或忿怒、貪婪清楚的展現出來。

    【摘自:《內觀禪法》,作者:洪啟嵩,全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5年4月】

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身在災難中,人們也會展現出自己眼中的世界……

“生果傳媒”第一時間在“賭城變水城”的壯麗風景中,看到一個傻氣男在街上游蝶泳(其實對方是在救人)。不久,媒體又重點直擊死者親屬的指控:999打不通,消防車不肯來,蛙人不作為……我有一個朋友的丈夫是蛙人,她看到報道後哭了,她明白死者親人的痛,然而,誰又會明白她呢?風災的一刻,全澳都在等待救援,包括她的家,然而,丈夫卻不在身邊,且生死未卜。作為全澳僅有的三十個蛙人的一員,面對從來沒有想像過的救援環境,明知人被水淹三分鐘和三十小時大概結果相同,他們還是拼了自己的命去救,最後只落得“廢柴”的稱號。

除了喜歡獵奇的媒體,還有滿是陰謀論的人們,如:一切不幸都是依靠內地惹的禍,仿佛自己建電站和水廠就不會受災的樣子;又如:請解放軍協助,將有被侵略的後果,以為當人家真的要侵略你時,需要向法庭申請那樣。當然還有明察秋毫,對政府無能義憤填膺的人;對義務工作很有要求,為規劃欠妥寢食難安的人。資訊很多,罵戰也不少,難得的是願意放下成見做實事的朋友無改熱情。那天路過草木凋零的中聯辦和“駐軍部隊”,只見幾個中年的管理員在清理園子,不禁又想起那天在微信群組談到珠海協助澳門救災和先供電到澳一事。“珠海同樣需要救援的,難為你們了!”我忙向珠海的友人道謝。珠海的朋友竟然輕鬆言笑:“優先照顧澳門是我們的政策,珠海還有來自廣東不同地區的人員來相助呢!”對於同樣停水停電的境況,他仿佛不以為意。

能言善辯如我忽然覺悟:不是所有爭論都能辯出真理的,當我們為自己眼中的世界寸土不讓時,感恩那些默默為我們伸出援手的人們。

人工智能詩人

舊詩有格律有套路,一個私塾培養的孩子經過死記硬背的“浸淫”,就能寫出差不離的“詩”,但這些“詩”難以在文學史上存留,因為它們只是在重複、重組固有的“詩意”而已。大數據為小冰提煉出來的,不是五百一十九位詩人的不同,恰恰是同質,而新詩最忌諱的就是同質……這些詩風各異的詩人,被抹平混兌之後,不可能成為一個獨特的詩人。(廖偉棠認為)

    【摘自:〈人工智慧出版第一部詩集,你是嘲諷還是讚嘆?〉,每日頭條,2017年5月31日】

人工智能系統通過反覆學習一萬次1920年後的五百一十九位著名詩人的上千首詩,終於成為詩人,如果人類以此量化學習,大約需要一百年。研究團隊把作品以不同筆名投到各大網絡平台及實體詩刋,幾乎沒有人看出那是“非人寫成的作品”,而在比較不重視邏輯和句法的詩風下,一般讀者分不清作品優劣是可以理解的,就連詩刋編輯的法眼也可以逃過。在我看來,有一種莫名的“可怕”——當人工智能可以戰勝棋王、寫下完美小說,以至成為詩人,那麼,人類到底應以什麼角色生存下去?而我們作為教育工作者,又應該如何詮釋學習的意義?

我覺得很是迷惑,四處找人討論,多數人一笑置之,甚至有人說“詩歌本來就是堆砌文詞”。我心有不甘,只好打電話給老師,他聽後竟然反問我:

“誰寫得更好,有那麼重要嗎?”

“當然重要啦!我們從小到大不停學習名篇,不就是為了要寫出名篇的水平嗎?”

“當然不是!我們讀名篇只是想開闊自己的眼界,讓自己成為有思想的人。”

“對呀!所以機械人可以比我們讀更多的名篇,一定比我們眼界更好、更優秀!”

“人會在學習內化的過程中思考取捨,從而形成新的自己,那就是靈魂,可我不能確認的是,一個被動研發的機械人需要有靈魂嗎?”

我思索良久,仍然不知道人工智能詩人是否比我出色,但我終於明白,機械化學習的弊端——無論如何,我們決不能把孩子教成沒靈魂的機械人。

善終與善存

 

因為“不朽”的根據在於“世道人心”,因此重視社會、歷史、人群,因而會着眼於後世,正因為肉體會朽敗,更會相信來者勝於今。這是將自身推廣、連繫至人群的信念,同時,我們會關顧到往昔的生存狀貌,故鬼舊人,一切貧苦無告者,皆應有一尊嚴的生死,善始善終,故有所謂“存亡國,繼絕世”。這並非是惺惺作態,而是我們明白到,人皆有一死,不善待別人的死,自己身後又該如何處置?善終者,其實亦是善存。

    【摘自:〈神道與鬼道——錢賓四先生《靈魂與心》讀後〉,作者:黃耀岷,網誌《海角山民》,2017年6月2日】

“忠心護主的小狗因阻止主人偷窺自家財物而被打死,家中小孩悲痛欲絕,年年悼念,然而孩子長大了,也不見得是吃素的,你不能說他這樣的悼念沒有意義,又不能說有意義……”文友對於歷史事件作了如此比喻。我省思良久,覺得此話惡絕:人生在世雖談不上絕對清高,也不應忘情絕義!

“眾生平等”,我們不能因為“小狗”之“小”而忘記牠“忠心護主”的本質,也不能因此而忘卻主人“恩將仇報”的惡行。或許,主人殺狗是別有用心的:“用一條小命換回自己被識破的疑慮,讓家人可以繼續和諧地生活,豈不犧牲有理?狗固有一死,牠死於非命就只怪自己忠心護主的本能和時機——誰叫牠出現在該死的時間和地點?”一句犧牲有理,就讓我們名正言順地不分是非,以一個更大的惡去掩蓋原來的小惡,那麼為惡的本質何時才得以修正?孩子堅持悼念,那代表着他心中有愛、明辨是非,沒有學習自己的父親,為自保而變得無情無義,而悼念本身也肯定了對小狗正直行為的認同。這樣一來,孩子的悼念行為對世道人心的道德宣示起着重要的作用。

對於人來說,銘記歷史本身的意義,不僅僅是尊重死者,更多地是在彰顯價值,做到“善存”,而這正是“世道人心不朽”之永續發展。

藝術的冷

藝術是一種特殊的精神文化產品,它以感性的形式表達藝術家們對生活獨到的認識,以及藝術家們對生活中的美的發現。從而豐富人們對生活的理解,使人們獲得豐富的審美享受。

    【摘自:《藝術的魅力:欣賞心理》,作者:張毅,新雨出版社,1995年】

最近幾年,接觸了不少藝術家和藝術議題,理論上,我應該比以前更懂藝術了,但事實卻正好相反。

某一天,朋友A拉着我談書法,“這些江湖騙子在敗壞正道!”什麼是江湖騙子呢?不過就是一群在做非常規性創作的愛好者——有玩書法雜耍的、有以字作畫的、有寫個標語自娛的。美不美呢?還好吧,老實說,我這門外漢辨不出來。何謂正統呢?A分享了一些書法家的名字,更特別說了王羲之的傳奇故事:話說唐太宗偏愛其墨寶,於是設計騙取《蘭亭序》,唐太宗拓印數份賜予大臣,命他們所有人模仿之,最後把真跡作陪葬品。後因戰亂等種種因素,王羲之的真跡已失傳於世,於是唐代的精摹本歷來被當作真跡。聽完神話一樣的故事,我覺得迷惑了:

“為什麼在世者感受生活的作品被視為敗壞正道,而失傳的作品卻可以永垂不朽?”

“因為美呀!”

“那美的標準是誰定?唐太宗嗎?因為他覺得美,命全朝臣子一起去抄,並以此留世。但最後留下來的,已經是別人的作品了呀!”

“美都是門道承傳下來的標準,你懂什麼!”朋友B好言相勸。

是的,雖然我會寫字,但什麼是江湖騙子?什麼是傳世名作?卻看不出來,而所有不承傳門道標準的美,均可視為敗壞。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文學、繪畫、音樂等不同界別,但其他的還好,不能入正統的,至少也稱之為“次文化”,不至於被斥惡俗敗壞。

“搞什麼文創事業,那不過是一群小學生聚在一起玩遊戲!”腦海中浮起那天會議上一位文化大師的點評。我打了個寒顫,感到一陣前所未有的冷——作為一個門外漢,我也許永遠想不通:第一個代表美的正道標準,到底是怎樣跑出來的?

生命中不能承受的重 ——從家庭教育思考“學童輕生”問題

“我懷孕了!”如果你那未成年的女兒這樣告訴你,可能你會晴天霹靂——你會無法接受,覺得難受,甚至感到蒙羞。這是著有《6A的力量》的美國教育學家麥道衛博士遇見的真人真事:有一次出差回家,14歲的女兒眼有淚光地告訴他“我懷孕了!”。經常去學校演講,教育他人“如何防止孩子在未進入婚姻前避免性接觸”的麥博士聽後心跳加速,手心冒汗,然而,他控制住自己激動的情緒地告訴女兒:“也許,將會有很多報紙報道你懷孕的消息,而爸爸也可能會因此失業,但這正好讓我有更多時間陪伴你度過人生最艱難的時光,無論如何,爸爸愛你。”女兒聽後釋然,她告訴麥博士:“其實我並沒有懷孕,懷孕的是我的同班同學,但她自殺死了。”她只是很想知道,如果發生同類型事情的人是她,父親會怎樣待她。

讀着文章的時候,我忽然想起鄰埠近日發生的很多學童輕生個案,每次看到因為“沒有交功課”、“考試不及格”、“打遊戲被責”這種輕生原因的時候,我們都會惋惜“孩子,你太傻了!”,然後努力找個受責的支點:社會風氣太壞了、教育制度太差了、怪獸家長太多了……但是,我們曾否想過:如果事情發生在我家,會怎樣?你是否真的能避免這種悲劇?

“兒子,你回來吧!媽媽不再責罵你了!”在新聞上讀到這樣的文字,着實有一種撕心裂肺的悲痛,因為我們知道相對於死亡,生命中所有的錯失都是微不足道的,即使孩子如何不好,你心裡也是愛他的。然而,家長事前有讓孩子知道嗎?還是,我們只會不停把錯失放大,用不同的語言向他暗示“如果書讀不好,你一生都沒希望的!”、“你在學校沒做好,就別回來了!”、“你天天只會打機,肯定一事無成!”,又或是以自己無望的人生去告訴孩子“生無可戀”。一如麥博士的例子,家長對問題的承受力,決定了孩子面對過失的態度,如果自殺的孩子一早知道“方法總比困難多”,也許就不會輕生了。

抗逆能力的誤區

“以前生活艱難,我們那一代人還會選擇活着,為什麼豐衣足食的孩子卻要輕生?一定是活得順利了,沒有機會磨練,抗逆力差。”這話對嗎?也有對的地方吧,因為心理學指出,抗逆力和經驗是相關的,然而,失敗經驗多少與抗逆力的強弱並沒有必然的正向關係。研究發現,有人在逆境可以得到正向的經驗,也有人因為無助而變得消極,關鍵在於逆境是否能讓孩子掌握抗逆力。抗逆力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自信心:有良好的自我形象,覺得自己是強大的。如果家長經常給孩子負面評價,又或者經常讓他們處於挫折中,孩子容易沒有自信。

二、社交能力:願意並有能力去求助,能分享內心感受。研究指出,具有良好溝通能力的父母,孩子的社交能力也會更好。

三、處理情緒的能力:讓孩子學懂表達感受,並有效地控制負面情緒。家長遇到困難時仍能保持心境開朗,將會是孩子最有效的身教。

四、解決問題的能力:家長經常與孩子一起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有助孩子學習和吸收經驗,建立能力。

五、處理壓力的能力:家長可以讓孩子認識紓緩壓力的方法,學習放鬆自己。

注意心理健康,重視精神隱患

社會文化、教育制度對孩子自然是有影響的,但是,當中影響最深遠的,肯定是家人。面對生活壓力過大,精神隱患年輕化的今天,事發後一句“早知和你多聊天”顯得異常空洞,因為一旦形成疾病,只有醫生才可以治療,而我們能夠做的只是防患於未然,從小培養孩子正面的價值觀和人生觀,以及留意孩子的情緒,關心他們的生活,一旦出現“經常哭泣、無法入睡、神情呆滯”等異象,應及早向社工或醫生求助,尋求專業的心理輔導。

“孩子輕生”無疑是天下父母都不想承受的重。相互指責無助於解決問題,我們都是“社會文化”的建構者,只有從悲劇中吸取經驗,反省和改善自己,才能讓社會少一個悲劇。

參考資料:

一、《提升學生抗逆力》(香港青年協會)

二、《如何提升學童的抗逆力》(作者:黃宇昆,香港教育城,28/06/2016)

三、《愛你還需要理由嗎?》(作者:文正康,EDUCATION POST教育網,24/03/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