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精神醫學會”訂定“網絡遊戲障礙症”的研究用準則進行結構式診斷性會談，確立“網絡遊戲成癮量表”的切分點。會談準則有三個嚴謹的判斷標準：一、失控的症狀；二、日常生活功能受影響；三、持續一年的狀態。核心基準是“失控造成生活失能”，而非一般認為的“花太多時間在遊戲上”。

    【摘自：〈長時間使用等於網絡遊戲成癮？〉，二○一八年十月二十四日】

科技為生活帶來好處，但同時給教育者帶來困擾。接觸親職教育多年，“網絡／遊戲／手機成癮”幾乎是所有家長的難題，眾人也想方設法制約孩子。然而到了青少年階段，那些方法往往“行不通”，因為孩子資訊科技方面的能力和認知遠高於家長。因着研究關係，近日我和一些青少年進行了訪談，第一次從青少年角度審視“網絡／遊戲／手機成癮”的問題，收到了有趣的答案。例如被禁止隨意使用電腦的十五歲男孩，稱家長永遠也不滿足。“我及格了，就想我有七十分；我有七十分時，會想我八十分；我八十分時，又會想我九十分……家長的貪婪就好像我們玩遊戲的時間。”而在飯桌“戰爭”中無奈妥協的十六歲男孩，表示“表面上家人贏了，但我從此吃飯不聊天，因為他們不懂得尊重我”。

普遍家長認為“網絡／遊戲／手機成癮”是“問題”，而孩子則認為那是“娛樂”，且強調“大人也有自己喜歡的娛樂”。“嘗試把案例主體換掉，可以置換任何活動。”友人提醒我。的確如此，任何愛好，太沉迷都不好，問題是如何對此進行科學判斷，而非單純貼上負面標籤。根據引文的標準，成癮的青少年比例不多，因為他們一天要花大量時間上學和應付課業，如何正視青少年娛樂的需求，也許是父母更需要關注的課題。

文章刊於澳門日報: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3-03/24/content_1662465.htm

叛逆其實並不可怕，這只是孩子成長的一個必經過程，當孩子出現叛逆現象，也意味着他們長大了，有了自己的個性和想法，經歷這段漫長而反覆的叛逆過程後，孩子才能真正地成長起來。

    【摘自：《青春叛逆期，是孩子一生最重要的轉折點》，張華芳，大智文化出版，二〇一六年五月】

“花兒必須騷動嗎？聽說做好早期教育就不會叛逆。”參與研討的朋友問。據我十多年和青少年相處的經驗所得，不全然如此，於是我開始向曾經的青少年探求真相。“你有過青少年叛逆期嗎？”幾乎所有學生都說有，包括那些在我眼中的模範生。“你是怎樣叛逆的？”“不聽話、違規、陽奉陰違、忽冷忽熱、語言粗暴……”大家爭相說了一堆。

“你說家庭教育很重要嗎？我覺得有所保留，我的原生家庭就很不堪！”頗有成就的、大家眼中的乖學生告訴我。“差到什麼程度？”我追問。“文化程度不高，教育方法不佳，夫妻關係惡劣……”“所以你以什麼方式去應對這樣的環境呢？”“逃避呀！有一段時間，我把全部精力都投放在學生會的工作中，並在不停撞板的過程中成長起來！”學生答。學生這段描述給了我很大的啟發，她家庭條件不好，父母沒有足夠水平介入其青春期，但她仍然能以自己的方式，跌跌撞撞地成長。

盛放的花兒為什麼會不安分地搖晃？不僅是風吹雨打，更重要的是植株勇敢地鑽出頭來。青少年透過叛逆反抗規則，然後在碰撞中形成自我，變得堅壯。這樣看來，“青少年叛逆”並不是一個負面標籤，而是成長的重要標誌。詞語的意義是人賦予，用什麼去概括“花季的騷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容許“青少年叛逆”，不千方百計地抑制其自然成長。

文章刊於澳門日報: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3-03/17/content_1661026.htm

原生家庭影響到一個人人格的成長，一個人人格的成長影響到這個人的人際關係，也是現在一般人常談到的EQ。它影響到人際關係，影響到事業、影響到家庭，甚至影響到一個人在談戀愛的時候為甚麼會愛上某一類的人。

    【摘自：〈原生家庭的創傷與醫治〉，黃維仁博士口述、董文芳整理，角聲異象平台，二○二三年三月】

青少年的叛逆都源自原生家庭不良嗎？不一定。在本人研究的五十個案例所見，叛逆更多的是呈現青少年階段尋求獨立自主的心理狀態。青少年是由家庭走向社會，天時、地利等際遇肯定會影響其發展，但其個性和人際關係也會反過來影響他們對應“際遇”的方法，特別是面對情感抉擇時，原生家庭的影響力充分彰顯——親子關係良好的家庭，孩子比較容易走出叛逆期的困境。

“咬着金鎖匙出世”，的確會有不同的成長環境，但研究發現家庭社經背景對青少年叛逆所造成的影響非為正相關，“唐氏綜合症家庭”和“運毒少女”的悲慘命運和貧窮相關，但“十項全能的小三之子”和“父母雙方重組家庭下的棄子”，雖然家境優越，但個性也一樣消極悲觀。案例中，不乏手持一副“爛牌”的正面事例，兩位身體殘障的案主因為父母不離不棄、懂得欣賞和讚美帶來生機；有學習障礙的抑鬱症少女因得父母的理解戰勝病魔等。

“人生不在於手握一副好牌，而是打好你手上的牌。”性格決定命運，如何出牌取決於是否擁有良好的個性和心態。為什麼有人手持一副“好牌”，卻打不出美好的人生？因為這“好牌”定義中沒有包含原生家庭的內在因素，以及其對“打出好牌的潛力”——健全人格和人際關係所產生的作用力。

文章刊於澳門日報: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3-03/10/content_1659395.htm

切記分數是一定學習能力的體現，但只是固定知識而已，怎樣培養創新能力，而又能應付不同變化的挑戰才是學校必須迎頭趕上的任務。應試教育應該被拋棄，今後教給學生最重要的，是終身學習的能力和興趣，是素養和價值觀，其他交給機器做就行。

    【摘自：〈為甚麼成績好的學生畢業後會變得平庸？〉，吳又可，二○二三年二月九日】

即使業界對其實際能力仍諸多猜疑，但在傳媒的吹捧下，ChatGPT以狂風掃落葉之姿席捲全球。有名校立即頒佈禁止學生用ChatGPT做功課的校規，問題是：在沒有現場監察的情況下，如何識別學生有沒有用呢？如果學生只是抽取部分元素，那又是否當抄襲？當中包含的種種技術、學術倫理等問題，似乎都無法找到合適的解決方案。

相對於教育界的憂心忡忡，我家○○後小子們反而表現得輕鬆自若：誰說抄襲功課一定得用ChatGPT？學生真的不想做，可以抄同學功課，請補習老師，甚至去某購物平台請人代筆……ChatGPT只不過比較方便。關鍵不是我們怎樣看待機械人所做出來的答案，而是如何看待功課的意義？功課是輔助自己學習的過程，而非應付老師和取得成績。再說，誰說“抄”一定就不能學習呢？那補習老師給我們的答案，算抄襲嗎？

雖然以上答案還有很多値得深入探討的空間，但明顯在智能產品下成長的孩子們，對新事物的接受程度更高。時代不一樣了，AI時代的人才需要的不再是死記硬背的技能，而是思考、判斷和決策的綜合能力。我們要嚴格打擊的，也許不是學生用ChatGPT，而是教師以傳統應試教學方法去評量自身“教學成效”的心態。我相信，“靈魂工程師”的角色是不會被取代的，當教師重視素養和價值觀教育的時候。

文章刊於澳門日報: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3-02/24/content_1656123.htm

在面對創造力的測試上，這些透過演算法湊出來的排列組合，並不具備創造力的許多條件。換言之，只能勉強達平均值。這也和明尼蘇達大學法學院教授們的測試結果相似——AI的表現平庸。

    【摘自：〈ChatGPT 對教育的挑戰，你準備好了嗎？〉，記者：任恩儀，換日線網媒，二○二三年二月七日】

“ChatGPT是一項人工智慧技術，它使用自然語言處理和訓練深度神經網絡技術來建立可以通過一對一聊天行為與使用者互動的機器。”

以上這段文字，是通過ChatGPT書寫的，自然、工整、全面，會不會比我寫得好呢？針對以上的內容，因為當中有我不了解的專業知識和術語。然而，它仍無法取代我的思想，因為它沒有我獨一無二的生命體驗，無法得出我的想法和判斷。所以ChatGPT的確可以取代只具備文字流暢功能的文字工作者。這工具無疑改變了未來人才的“求生技能”，我們每個人都需要具備成為策劃者的能力，然後找個機械人代筆，但最後對素材進行取捨的仍是本人。

“如果一同參賽，你確信自己真的比ChatGPT更高分嗎？”兒子問我。我確信所有比賽都是幾個評委的審美，如果ChatGPT先收集這幾個評委自己的得意作品和文學評論文章進行分析，然後再按其喜好用系統寫出來的作品，其得勝率自然比較高，如同我們辯論比賽會做評判攻略分析，教練每場都會認真去聽取點評，然後歸納評判想法以便日後設局佈陣那樣。比賽評比只是一種練習，一場遊戲，關鍵是，作家依據比賽結果去確立自身價值，有意思嗎？

我可以用ChatGPT這種技術，但ChatGPT不能取代我，當我重視的是內在修行，而非表面成果的時候。

文章刊於澳門日報: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3-02/17/content_1654649.htm

香港資深導演張婉婷執導的獲獎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遭多位片中女學生控訴受不公對待，最終令電影公映四天就被“腰斬”。事件更引發香港社會關注紀錄片拍攝，及保護未成年人私隱的爭議。

    【摘自：RFA網上媒體，記者：李若如，二○二三年二月七日】

《給十九歲的我》是我本年最想看的一套電影，因為其主題和我近日的教育現象學研究是相關的——都是想透過藝術化的形式，反映青少年的成長體驗。影片還未觀看已下架，失落之餘，同時也想起早前和朋友就成長紀錄片的討論：

“精彩呵！想過拍成紀錄片？”朋友看到我寫的研究案例異常興奮，建議我參考英國廣播公司，耗時五十六年把十四名兒童的成長拍成紀錄片。“如果你明知自己的經歷會實名公映，不會有保留？回看不會尷尬？”我問，大家相視而笑表示有所保留。無論如何，紀錄片也是人為創造出來的影像，所謂的真實是觀眾和拍攝者一廂情願的心理投射。紀錄片更適用於時代和景觀變遷、人生成就、職業生涯等，而非孩子成長，因為他們年紀尚輕，且當中涉及太多有關私隱的考量。更重要的是，當事人不是演員，為何有“演”的必要？

既然匿名訪談足以讓我們了解一個人的成長；改編故事能夠更好地提煉和聚焦，為何必須要拍紀錄片？有求才有供，如果人們放下對真人騷“虛幻的真實”的投射，就不需要拍這類以展示個人私隱為賣點的紀錄片了。

文章刊於澳門日報: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3-02/10/content_1653246.htm

“我們應否檢討學生自殺是否和教育制度有關，還是這件事只充當着一個微不足道的角色？”“這個世界有它的遊戲規則，應付完這些規則我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摘自：《青春的覺醒》，法蘭克 · 魏德金德，夢劇社，青年劇場綜合培訓計劃，二○二三年一月】

一八九一年德國作家魏德金德寫成的劇本《青春的覺醒》，想不到一百多年之後，我們仍有共鳴：性教育仍然羞於啟齒，有關性與愛題材的少兒文學常被指不道德；學校和社會的競爭更為激烈，優勝劣敗的價值觀舉目皆是，青少年自殺問題越來越嚴重。唯一慶幸的是，社會開始重視心理支援，緩解壓力的書籍和課程大行其道。然而，一邊施壓，一邊減壓，能治本嗎？情況就如同我再做青少年親子研究的一些案例：一個患有抑鬱症的孩子，一邊看心理醫生，一邊找補習老師，不可以先放鬆養病嗎？一個有偏差行為的孩子，和家人的關係已經很差，父母還堅持計較雞毛蒜皮的小事，一邊說我是為你好，一邊互相指責針鋒相對，不可以先停戰，再和解嗎？不可以！因為放下固有的好壞標準太難。

我一邊看《青春的覺醒》，一邊思考什麼是青春的覺醒？劇中的其中一位主角選擇了自殺——既然無法改變遊戲規則，只好提前終止！師長眼中的“壞孩子”則選擇反抗，他是唯一質疑遊戲規則的人，卻也是唯一無家可歸、無路可逃的可憐人。選擇自殺的孩子成功勸他的這位朋友繼續為自己而活，終於死得瞑目——做了一件自己可以把握的事情！（不再永遠被規則牽絆）青春的覺醒也是如此，社會規則不會一下子改變，但要相信人不是規則的奴隸，我們有能力超越規則去創造屬於自己的人生。

文章刊於澳門日報: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3-02/03/content_165163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