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話說得不夠亮麗，並不代表他對信念、價值和理想沒有堅持，相反，他可以以胸襟和實際行動，來把之說得更加鏗鏘有力。

    【《高錕校長的故事：大學就是包容》，作者：蔡子強，明報，二○○九年十月八日】

    知悉“澳門大學畢業典禮風波”，不禁讓我想起一篇有關大學校長捍衛學生思想自由的文章：

    一九九三年，北京委任高錕校長為港事顧問，中大學生對此異常反感，在中大三十周年校慶“開放日”的當天，激進的學生衝上主禮台，在衆多嘉賓、家長、同學，以及校友前，誓要搶走校長手中的“咪”，並拉開“兩日虛假景象，掩飾中大衰相”的橫額，令人覺得中大丟盡面子。事後要求紀律處分學生之聲衆，最後頂住懲罰壓力的其中一位重要成員，就是本來最丟臉、最屈辱、最應義憤難平的當事人——高錕校長。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大學等高校學生三千餘人齊集天安門，舉行示威遊行，起初北大校長蔡元培不贊成學生外出示威，曾一度站於北大校門企圖出言勸止，學生為此噓聲不斷。但當他一知道學生被捕的消息，便二話不說，全力投入營救，當時他聯合十四所高校校長發表聲明，稱“學生的行動，為團體之行動，即學校之行動，決定只可歸罪校長，不得罪及學生一人。”蔡校長還一再表示，如能釋放學生，“願以一人抵罪”。

    也許，以上兩位校長都曾經失落在學生的噓聲罵聲中，但其人格卻能在歷史的長河中閃光，因為事實終會證明，甚麼樣的校長才能發揚真正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引自《禮記 · 大學》）

    筆者不想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妄斷“大學教授受處分”事件之是非，也期待大學光明正大地舉證，但全世界都看到了一個畢業生對母校最真摯的勸勉被粗暴地打壓，傷盡了有情有義的學生、校友的心。大學事後指出，處理事件的目的是“讓學生和家長度過一個非常幸福和莊嚴的時刻”。大學不是為“典禮”而存在的，甚麼樣的校長有育人之量，甚麼樣的大學才是學子之福？交由公衆雪亮的眼睛去判斷。

「公民社會指的是圍繞共同的利益、目的和價值上的非強制性的集體行為。公民社會是處於公與私之間的一個領域，為了社會特定需要、公眾利益而形成的組織。」Skelly（2010）

回歸後，政治格局的轉變，社交網站的興起，人民素質的提升等種種因素，讓港澳開始步入公民社會的雛型。受香港政治氛圍的影 響，近年集會遊行在澳門實屬常態，但事情無論在社交網站是何等沸沸揚揚，終究還是無法更進一步，故出現了早前立法會選舉的「期望落差」。某議員「睇死」澳 門人不參與遊行，實質就是認為單靠社運人士、有志青年、新興基層工人團體等的力量是不成氣候。是故「五‧二五」、「五‧二七」的突破，在於一種公民的集體 醒覺。筆者認為主要成因如下：

其一，民意被趕入窮巷。每個人對反映不滿的取態都有程度上的不同：社運人士傾向以極端方法利用傳媒影響力，以弱制強。但一般 中產知識份子卻普遍認為需要據理力爭，而中老年人士則喜歡在相互妥協中求取和諧，當中取態又因人因事而異。「離補」方案不同於「加二加二加一百」，當中存 在的不公狀況顯而易見，而賴以力爭的學術「公理」，卻又一面倒地立在強權的一方：某學術機構發起專題研討活動，最後的報導竟是「一言堂」──所有人均認為 「離補」方案合理，連內地官媒都能輕易指出法案的三大問題，而澳門社會最高端的學者專家卻一句也未說上，或說了未有人報導，如此一來，高級知識份子的所謂 社會良心的角色已經完全失信於民。還有那個本身已經缺乏民意代表性的議會，僅餘不過半數的直選議員，竟然大部份也選擇支持法案，盡失民心。當專家學者和民 選議員都無法代表自己發聲，人民仰賴的就只剩下自己的一點力量。很多人一直把持的理性：如果可以溝通，為什麼不先溝通？如果可以讓步，為什麼不協商？無可 伸張，當社會已經失去「表達、說理、爭辯」的溝通機制，人民立於「趕狗入窮巷」之地，再溫和理性的人也會醒覺。

其二，新一代社運青年的素質提升。和過往不同，這次組織者比較努力地放下黨派的固有色彩，由一群背景相對單純的年輕人，透過 網上團體發起運動，且有廣泛邀請不同政見的人士參與，並對不同意見者，甚至質疑的聲音表現出善意和包容，加上受到早前台灣「太陽花學運」的影響，整個活動 的策劃過程都表現出高水平：理念簡單明確，規劃具體清晰，操作井然有序。其身教言教所表現出的成熟有度，不僅感染了很多胸懷民主夢的青少年，也讓很多長輩 刮目相看，投以信任的一票。

其三，新生媒體深入社群。不是每個人都接受公眾社交網站，如：facebook、twitter等大規模的群眾互動，很多小市民，特別是中老年人士對這些媒體的訊息較有介心。是次運動除了facebook主場，不少支持者還有運用whatsapp、wechat等新媒體，以組群互動的方式發酵動員，連平日不活躍於面書的長者、中產、師奶等都各自在群組中收到訊息、相約行動，達到集腋成裘之效。

筆者認為，社會運動由原來熱衷於社運的人士，走向廣大社群，而活動的成功又再促使市民對公民參與的認可。以上種種，均對走向 較成熟的公民社會，有著重要的標竿作用。當人民了解到上街不一定是激進的流血衝突，而是基本的公民責任時，就會更加有勇氣透過社會運動去表達自己的訴求， 達到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Robert Putnam所言：公民可以共同建立社會資本，信任和共同價值觀，從而轉化出政治氣氛，使社會結合為一體，促進社會中的相互了解和關聯，提升共同利益。

公民社會的建立，除了公民的醒覺，社會制度的配合尤其關鍵。如果在上者決意走向極權，而非從善如流，人民醒覺也就只能孤注一 擲地走向最極端，革命由此而生。因此，如何建立既相互制衡，又相互依存的公民社會，發揮公民參與公共政治的積極性，透過不同觀點的討論，不同訴求的宣示， 平衡不同族群的社會利益，需要社會上下的共同配合。當然，民主政制才是公民社會健康成長的先決條件，是次運動最多只能促進政府和人民的政治醒覺。路漫漫其 修遠兮，需要吾等上下而求索。

文章載於論盡媒體

http://aamacau.com/2014/06/06/%E9%82%81%E5%90%91%E5%85%AC%E6%B0%91%E7%A4%BE%E6%9C%83%E7%9A%84%E6%96%B0%E9%87%8C%E7%A8%8B/

後記:

“寧願上網糊吹,周圍惹火都不認真投稿”向來是我風格,因為投稿永遠是工作,糊吹卻是玩樂,人總要有休息玩樂的時候嘛,文章是精神食糧,文人需要思維彈 性,每天為名利硬拼,不給思想留白是扼殺創造力的癌症.忙到嘔泡的五,六月,忍痛推掉無數的額外工作,唯接受了這個約稿,一則想就”光榮五月”表達心意, 二則,其實一直也很欣賞這份報章的風格.以我非主流的特質,難有作為是理所當然的,但我選擇堅持自己,永遠不討好誰,因為我有權選擇”自由比擁有世界更重 要” .很榮幸有機會被包容,能夠在此報留下筆跡.既談及重大的社會運動,也不想主觀言情,做了少量功課,希望帶給讀者有關”公民社會”的理性反思:
(PS:關於”醒覺”和”覺醒”,其實兩詞本意相同,大概因為填詞聲韻關係,網上流行曲用了”覺醒”,於是人人都用”覺醒”,但我更喜歡”醒覺”,因”覺”而”醒”最終就只停留在”醒”,但我希望”醒”然後”覺”,希望大家不僅是醒了,而是有所覺悟,繼續承傳那種價值)

公 民社會的建立，除了公民的醒覺，社會制度的配合尤其關鍵。如果在上者決意走向極權，而非從善如流，人民醒覺也就只能孤注一 擲地走向最極端，革命由此而生。因此，如何建立既相互制衡，又相互依存的公民社會，發揮公民參與公共政治的積極性，透過不同觀點的討論，不同訴求的宣示， 平衡不同族群的社會利益，需要社會上下的共同配合。當然，民主政制才是公民社會健康成長的先決條件，是次運動最多只能促進政府和人民的政治醒覺。路漫漫其 修遠兮，需要吾等上下而求索。

     學生：一個沒有英雄的年代是可悲的。

    伽利略：一個需要英雄的年代才是眞正的可悲！

    【《伽利略傳》，改編自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B.Brecht 一八九八至一九五六），愛麗絲劇場實驗室，二○一四年四月】

二十多年過去了，那一天，我再次走在萬人空巷的遊行團隊中，有一種陌生的熟悉——人面全非，但熱情依舊。我為自己仍能辨別是非，且勇於高呼而高興，也為遊行團隊中有同樣成熟的臉孔感到恩惠。

二十多年過去了，我已經無法記清，當年隨學校跑到街上遊行是甚麼心情？只記得從那天起，我感受到澳門人對故土之情；又從之後的某天起，我看到了有情人的心一直在淌血。歷史沒有能力記下對錯，但人的眼睛卻拍下了一切。

二 十多年過去了，影像終歸只是影像，人的嘴巴卻可以有不同的詮釋——有人記住了愛，也有人寫下了恨。年復年的悼念無法為我們帶來光明，在歷史的洪流裏，很多 人為求生抛下遠方失救的人群，在那些人眼中，“英雄的鮮血”只是一把用以刺傷“敵人”的利刃，他們甚至已經忘記，當年的犧牲是為了成就愛——拯救那個並不 文明但內心善良的民族。沒有人記起，我們曾經是血濃於水，且追逐過相同的夢想。

二十多年過去了，見證歷史的有情人學會了沉着，而沒 有經歷的孩子卻迷戀社運，如《伽利略傳》一劇中，學生見到伽利略為活命忍辱偸生時的高呼：一個沒有英雄的年代是可悲的。這時候，我又會想起伽利略的回答： 一個需要英雄的年代才是眞正的可悲！因為只有處於失衡的極權主義，才需要英雄來拯救世人。如果可以溝通，為甚麼不先溝通？如果可以讓步，為甚麼不選擇妥 協？如果歷史可以改寫，我希望人民廣場上不曾有過英雄。

幸運地，我們的“光榮五月”沒有英雄，榮耀是屬於人民的，當也屬於願意聆聽民意的高塔，特別是願意為大家撥走烏雲的涼風。沒有勝利的沾沾自喜，我寧可選擇這份相互體貼的溫和，縱然一刻的清涼不代表永恆。

二十多年過去了，很多人都在等待歷史的一句公道話，而我等待的，不僅僅是一句對英雄的認可，而是那個不再需要英雄的中國。

 對我來說，雖然辯論是一個閃光點，但我更願意向招生官展示我是一個非常有包容性的人，到世界各地參加辯論，讓我接觸到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思想，而我願意張開雙臂擁抱這些未知的世界。

    【《高中生被世界11所名校錄取 曾獲世界辯論賽冠軍》，作者：李思緲，新浪香港新聞網，二○一四年四月一日】

上文讓我動容的原因不是因為作者被外國名校爭相錄取，為國增光，而是作為辯員的作者，能以辯論為榮，且道出了辯論人最基本的素養——辯論接觸到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思想，在當中學會了包容。

由學生到敎師，筆者參與辯論活動超過廿年。我的中學老師說，想不到我這種彬彬有禮的人會去辯論；同事說，想不到我這樣和善的人也去辯論；文友說，想不到我如 此溫柔也好辯論，言下之意是：只有無禮的、難相處的、粗野的人才會愛上這種活動。學生的遭遇也相同，只要來自辯論隊，老師便認為他們好勝，父母就覺得他們 嘴硬，朋友會預設他們不好招惹。好幾次，我在網上議事，因提出不同觀點被說成“缺乏師德”、“妖言惑衆”，彷彿提出反對觀點本身就是一種“罪名”，在我們 社會的文化裏，根本容不下一種反對聲音，因為只要立場不同，人們立刻會把你視作敵方。台灣著名辯論人黃執忠先生在其中一文中道出了我的心聲：

“在辯論人心中，只有對方，沒有敵方……我無法站在正義的一方，只能站在辯證的一方。任何一個想消滅反方的正方，或是任何一個只想着消滅正方的反方。對我來說，才是敵方！”

我希望透過此文為辯論給你的誤解辯護：演講和辯論被喩為廿一世紀最有價値的個人能力，辯論是當下語文科很火熱的課外活動，在辯論台上，我們的站方是抽籤決定 的，且觀點隨時可以被攻得體無完膚，但無論如何，我們仍然堅持稱呼對方為“辯友”，放下比賽的立場後，我們都可以有自己的立場，且具備捍衛自己尊嚴的能力和勇氣。

“辯論的目的可以是了解別人的觀點，而非榮辱之爭，也只有如此，眞理才得以越辯越明”——因為熱愛辯論，我們學會了包容。

行到水窮處

不見窮，不見水——

卻有一片幽香

冷冷在目，在耳，在衣。

【《周夢蝶 · 世紀詩選》，作者：周夢蝶，爾雅出版社，二○○○年四月五日】

“早年喪母、中年喪妻、老年喪子……走過國破家亡，經歷無數次白頭人送黑頭人”，大家都說，周夢蝶是屬於悲劇的，但這是他自己的選擇嗎？

我選擇紫色。／我選擇早睡早起早出早歸。／我選擇冷粥，破硯，晴窗；／忙人之所閒而閒人之所忙。

在 《他們在島嶼寫作》的紀錄片 “化城再來人”中，夢公以此詩說明了自己。他在憶述余光中的評價中說道：“余志向遠高，但我只想做一隻蝴蝶，而且幾乎只有影子，但是我意志堅強，我逆風而飛，貼水，逆風而飛，低低的，低低低低的”。可見生活中的苦難，在夢公筆下從來都不是停止飛翔的理由。

我用淚鑄成我的笑／又將笑灑在路旁的荆刺上

會不會奇跡地孕結出蘭瓣一兩蕊？／迢遙的地平線沉睡着／這條路是一串／永遠數不完的又甜又澀的念珠

《在 路上》是夢公人生路上的絮語，苦中帶甜，儘管曾經有淚，卻仍然盼望“奇跡地孕結出蘭瓣一兩蕊”。

正確來說，我不是一個詩人，也不是個非常懂詩的人，但我確信，夢中的確曾有一隻紫色的蝴蝶低低地飛過，讓我如水的心泛起過不能平的漣漪。最初，我看周夢蝶，也許不是因為他的名氣，而是因為他的名字——一份對“莊周夢蝶”的嚮往。環顧現代詩中，擁有如此純粹的中國氣息的詩人不多，由道到佛，夢公為我們描繪的是一幅專屬於中國的山水畫，空無當中，卻仍見俗世“一如藕有藕絲，蓮盅盛着蓮子” （引自詩歌〈叩別內湖——擬胡梅子〉），我最喜歡〈徘徊〉一詩的意韻：

一切都將成為灰燼，／而灰燼又孕育着一切——／櫻桃紅了，／芭蕉憂鬱着。

祂不容許你長遠的紅呢！／祂不容許你長遠的憂鬱呢！

“上帝呀，無名的精靈呀！／那麼容許我永遠不紅不好麼？

然而櫻桃依然紅着，／芭蕉依然憂鬱着，／——第幾次呢？

我在紅與憂鬱之間徘徊着。”

想起夢公仙逝，我就憶起了海子。從他們身上，我感悟到水到窮處的不同出路：周公選擇成雲，在世人夢中化蝶而飛。

本文刋於2014年5月9日,澳門日報

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14-05/09/content_900891.htm

黃埔軍校門前的對聯寫着“升官發財，請往他處，貪生怕死，勿入斯門。”……讀書對人的影響是 潛移默化的，它影響了你的思維方式，改變了你的說話談吐，讓你看見了一個更好的自己，最重要的是它培養了你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眼光……眼光讓一個人擁 有了向上的能力，我們可能不在乎工作報酬的低微，但我們會找一個有前途的工作，想強大的年輕人永遠不會沉淪。

    【《讀書無用，但為甚麼還要讀？》，作者：顏顏，懶人學國學，二○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書 中自有黃金屋”的觀念讓古往今來很多盲從者迷失於書海，他們一旦發覺讀書未能讓自己名成利就，便開始怨天尤人，悔不當初。情況在經濟起飛後的澳門日益嚴 重，近年，沒有人再感恩自己擁有十五年的免費敎育，也沒有人珍惜得來容易的大學入學機會。由於高學歷族群的增加，學歷在市場的優越性不免降低，甚至很多高 學歷文職工作，不及學歷要求低，但付出相對較高，或是投資風險較大的工作薪酬好，於是那些為“黃金屋”而讀書的朋友便不停埋怨，認為這是社會不重視文化的 墮落表現；但其實，眞正墮落的是讀書人的風骨——由過去“尊嚴値幾錢”，到今天的“無錢無尊嚴”，讀書人失去“追求眞理和知識”崇高的自我形象，變成金錢 奴隸，才是最可悲的事實。

在很多人心中，讀書就等同於取得學歷，但其實讀書眞正起作用的不是一紙學歷，而是知識和能力，祖輩們入學 機會少，仍能自學成才，便是箇中道理。無論是“書中自有黃金屋”還是“知識改變命運”，當中強調的，都是學習讓人擁有能力，從而創造機會，而非凡學習者必 然成才。如果，花了半生的精力進學校讀書，最後卻無力於面對現實，你肯定自己眞的“學有所成”？還是，你學了很多很多，就是缺了一科叫人生？每個人都有自 己感恩讀書的理由，而我則喜歡此文的核心：讀書就是為了讀書，眞正沉浸在書裡，帶給你的那種快樂是不可言喩的：你會笑，你會哭……你會身在平地，心游萬 仭，你會知道原來擁有一顆豐富的內心感覺是這樣美好！

文/鏏而

一般喜歡種植的人都希望有一塊屬於自己的地，而我呢？卻是一個喜歡隨意栽種的人。 

     我從小就喜歡亂寫，那主要是因為我心裏有很多想法，卻不擅於講話。小學的時候，我沒有很多朋友，於是喜歡把話寫在日記本裏。有一天，日記竟然被人偷看了，其中一些內容還遭到了嚴厲的批評。由那天起，我發現日記不是個保險的載體，從此開始了漫長的文字放逐之旅。開心的時候，我寫下來，把文字當飛機飛放出去；傷心的時候，我有種自虐傾向──把寫下的東西連紙一起吃掉。朋友說，我這種愛好是神經病，但其實，裏面包含了我自以為不平凡的願望──把美好的東西傳出去，不好的則藏在肚裏。會不會因此中毒死掉呢？我一開始的確有點害怕，不過人傷心的時候大概也有死的衝動，吃著吃著，卻一直沒有死掉，證明有限的紙和墨水是人體可以承受的。這習慣一直到了初中，由於被老師發現了我喜歡寫，我便再也沒有空自言自語了。中學的時候，老師為我們指定了瓜菜的品種，且換得更大的收益。榮譽讓我變得受重視，卻失去了寫作最初的樂趣，當每個人都期待你可以種出更多更好的時候，會有一種駕馭不了的無力感。

　　為了逃避自己，又不至於無所事事，在沒有認真寫作的年月，我跑去辯論了。辯論是個很神奇的世界，那裡是沒有自己的。辯論的題目是抽籤決定的，立場的正反也不過是個隨機率。辯論討論著世界最關心的、最敏感的議題，前輩們常說，不要告訴我 “你覺得”，拿證據來。因為辯論，我開始認識世界，並克服了自己完美主義的習慣。厭惡辯論的人會說 “辯論是世界上最可怕的遊戲，因為辯論為辯而辯──圍繞抽籤的立場說違心話＂，但什麼是違心呢？當你還沒有深入了解一件事的正反觀點時，所謂的真心話，也不過是自以為是吧！在一次又一次的推翻和建構中，辯論成就了全新的我。但話語不是一種很踏實的載體──話音一落，如果沒法讓人明白，說了等於白說，就算是聽懂，思想也往往隨風而逝。別問人家能記住多少，有時候連自己都無法記起上一秒講過的話。

　　由思想最輕盈的載體回到文字，我經歷了很漫長的旅程。猶記得放棄寫作前，師長用心良苦的勸導 “趁著年青，基礎好、身段低就得多發表，等到一把年紀，文字功力肯定退化，你還好意思和小朋友一起寫麼？”到我想重拾筆桿時，的確要面對這種難堪的景況。文字功力可以重新練習，而 “面子”我也丟得起，於是就和學生相約投稿去，我每次都用不同的筆名，總希望有一個幸運地被掏起。有一段時間，我一股勁向各地各渠道發了些稿，一直石沉大海，不久就放棄了。反正只是自誤自樂，文字寫在哪都一樣，後來，流行寫網誌，我便開通了個人博客。由於剛生小孩，生活寸步難移，寫作便成為了我抒發情感的唯一途徑。朋友好奇，為什麼一個剛生孩子，工作繁重的老師可以如此 “多產”？其實很少人能夠理解，對於一個文字愛好者，閱讀和寫作比玩遊戲機和打麻將還要快樂！幸運地，我遇上了一位當作家的良朋，他經常鼓勵語文科組的同事創作，因為有了動力，我便經常發表作品，並在過程中，獲得了賞識──2011年1月，我終於擁有屬於自己的田地，可以讓更多人吃到我種的瓜果了。一個從來沒有想過死亡的人，是不會了解活著有多好，我是一個曾經放棄、曾經失去的人，所以，我比以前更了解擁有一片田地，可以定期暢所欲言的可貴。我不敢說自己比沒有地的作者寫得好，但我答應自己──每一次都得用心寫。 “斷章寫義”不是一個普通的寫作欄目，它需要以其他文章引入，起初我不太喜歡這種模式，覺得發揮受局限，慢慢地，卻又愛上了──能夠一邊積蓄養份，一邊抒發感受，可謂兩全其美。對於我這種總是 “想太多”的人，每周寫文章並不困難，但 “易寫難精”，如何把字數控制在800以內，而且文氣連貫、收束完整，是我最大的難題，因此我經常花比動筆更長的時間去刪改。

    由隨處亂寫到有片小地，我仍然比較享受文字塗鴉的快樂。如果，寫作單純是為了自誤自樂，文字寫在哪裡的確是沒有分別的，但對社會呢？卻大有不同，那代表我在公共空間具有更大的話語權。如何從個人的自誤自樂，到感染他人，回饋社會，是專欄賦予作者的使命感。儘管我沒有能力像我的偶像魯迅那樣，為世界留下巨響，但依然能夠放飛夢想──我沒有再執著好與不好了，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世上沒有絕對的真理，我願意成為當中的一顆水珠，映出自己眼中的世界。因為習慣了辯論的思維模式，我人比較敢言，特別喜歡質疑和被質疑──當我想到一個題材，會先在面書和朋友討論，集合一些觀點，經過深入反思，再把想法寫成文章；發表過後，我也會把原文轉貼到面書上，聽聽不同人的意見，謀求反思和改善。我不需要把不好的東西藏在肚子裏了，因為我開始接受自己和這世界的不完美，我相信，在一次又一次質疑和被質疑的過程中，我們每個人都能夠自我完善！

　　親愛的讀者，希望你們有空去嚐嚐我種的瓜果，雖然未必是最甜美的！我叫鏏而(鏏：粵音 “睡”，漢語拼音 “ wei4”)，一個比較幸運但沒有特別意思的名字。

文/鏏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