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一場身體與靈魂的旅行；身體和靈魂，總有一個在路上。

    【摘自：〈世界讀書日：讀書，是為了遇見更好的自己〉，汐言，雨露微刊，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提起“山外有山”，學生想到的往往是“一山還有一山高”，而我不以為然，因為高低從來不是我衡量山體好壞的標準。“那你的標準是什麼？”學生不解。“我覺得可以有很多標準。例如：礦物、植被、光照……”“每個標準都不一樣，怎麼比較？”學生賭氣了。“那就不要比呀，一定得比較嗎？”我笑了。“但我們是辯手呀，你見過叫人不比較的辯手嗎？”“見過，我就是叫人不要盲目比較的辯手。”

我參加辯論培訓才十七歲，談不上擅長，只是覺得有趣。上大學後，我參加了辯論隊，畢業以後順理成章成為辯論隊教練，期間又當過導師、評委，參與電視辯論、時政辯論、網絡辯論……網絡辯論很激進，標準不清，卻喜惡分明——大家給我“辯論女王”的稱號。辯論隊訓練太耗精力了，四十五歲那年，我辭去大學教練工作，在“全澳青年盃辯論比賽”上打了告別表演賽。“‘女王’退而不休！”我笑着放下“試咪演詞”，揮手告別辯論隊的“高山”，回歸生活。

我一直覺得“斷章寫義”欄目是我辯論回歸日常的延續，那體裁叫散文？雜文？不必細分，只知其形式“另類”。一些文友出版時會刻意把文章改回傳統的散文樣式，但我不想改。由二○○九年至二○二四年，剛好十五年了。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還是山……不知道這帶着“異樣風情”的“作品”，能否為讀者所喜愛？如果不能——有關係嗎？山一直都在。山之為山，除了挺拔高聳的外貌，應該有它等待我們發掘的“本質”。這些文字，未嘗不是對我生命的發掘！

文章刊於澳門日報: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4-07/19/content_1768966.htm

學院派的評論家、學者紛紛“破圈而出”，跨越學術研究與職業批評的疆界，耕耘於創作園地。他們收穫的“文學作物”，為當代文藝長廊頻增新景，繁榮豐富了當前文學的藝術品類，增加了“文學共和國”的多樣性。

    【摘自：〈“作家學者化”與“學者作家化”再思考〉，葉李，中國作家網，二○二二年三月】

“太陽底下無新事。”一如引文提到：“作家學者化”與“學者作家化”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物，而我也是在這過程中不斷求進的小作者。

回到最初，我愛寫作是基於愛文學，文學情感豐富的特質觸動了我的靈魂。讀而優則寫，看多了自然想寫，有幸得到好評，我繼續投稿、參賽、出版……然後呢？市場無法形成，然後就沒有然後了！看着包裝精美卻無人問津的書山，我會反省：出版有那麼重要嗎？為了環保，我早期都在自媒體發表，偶爾賽場玩樂，愛寫才寫，也沒辜負誰。讓我決心把書出版的大概是兒童文學吧，不單因為看似有市場，而且看到了現實的需求：這年頭孩子成長壓力太大了。我開始思考如何透過故事幫助親子走出困局，像我當年在兒童文學中得到的滋養一樣，於是開始利用自己在教育學上的專長去創作，及後又迷上了哲學、心理學，但這取態在文藝學的審美標準中評價不高。為了知識基礎更紮實，我又跑去讀書，甚至從事研究，然而，學術路不易走，需要劃定領域深耕細作，而離開學術期刊，富有文學味道的寫作路向，同樣是學術圈的“四不像”。

近年我想通了，“四不像”何嘗不是一道獨特的風景線？過去，我是“作家學者化”，未來我期待是“學者作家化”，把嚴謹的學術理論，生成富有情感、孩子能讀懂的文字。

文章刊於澳門日報: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4-07/12/content_1767529.htm

“自由放養”是指畜牧業中，動物可在某個時間段，於戶外自由活動的養殖方式。農場放養區一般是設有圍欄的封閉區域，因此理論而言自由放養也屬於一類圈養方法。不過，相比封閉籠舍中的圈養，自由放養賦予了動物額外的活動空間，以及室內環境不具備的太陽光等自然資源。

    【摘自：維基百科】

“家長在青少年成長中要扮演怎樣的角色？”坊間育兒文章答案很多：亦師亦友、人生教練、生命導師、伯樂等。好不好呢？當然好，但自從事青少年研究卻發現：理想和現實有點距離。青少年想建立自我，總是期望遠離父母，因此，家長想幫孩子規劃人生，往往遭到拒絕，好像老師說我家孩子寫作不錯，他長大後卻拒絕我參與其創作。強行說教，強行安排，不僅影響親子關係，也會妨礙孩子內在動力的激發。與其控制，不如放手，活成“媽寶”也不好吧！

學習溝通方法是需要的，但能溝通和成為朋友是兩碼子的事。孩子是否能把父母當朋友，也得看大家性格上是否投緣，強求介入不僅影響孩子社交能力的培養，也會招人厭煩。父母可以無條件接納孩子，不代表孩子就能無條件接納父母，盲目投其所好容易造成溺愛，該管的也要管，該問的也得問，順其自然地做着友善的父母就可以。

其實，青春期的孩子比較適合放養，放養不是什麼都不管，而是要認真觀察，評估環境安全度，以及孩子的能力，讓他們在相對安全的情況下自由放飛、闖練，以至撞板。父母千萬不要走進賽道，成為啦啦隊站在場外打氣、做情報人員在暗處收集資訊就好。孩子遇到危險時，父母才介入：做個及時救火的消防員；給予休息、醫療的補給站。

文章刊於澳門日報: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4-07/05/content_1766130.htm

龔志明重申，一直以來，澳門的教育都是多元，學校按照校本特色、教師專業、學生成長需要、家長意見等選擇教材……相信學校使用不同科目教材，令到學生達到基力要求。

    【摘自：《正報》，二○二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用青花瓷還是塑膠碗盛飯好？”繁簡體字的討論，對我來說不過就是容器之選擇，重要的不是容器，而是裏面盛載什麼東西。有人追求品味，可以用青花瓷，有人追求簡便，如需要去工地幹活，不可以選擇用塑膠碗嗎？

“有需要的時候可以用塑膠碗，但至少不能放棄青花瓷，那關乎工藝傳承的問題。試想有一家人用塑膠碗盛飯吃，大家慢慢就會貪圖便利，沒有人再用青花瓷了？那青花瓷工廠就會倒閉了？青花瓷工藝就失傳了嗎？青花瓷那麼寶貴，能失傳嗎？”學生反駁我。

說的也是，青花瓷這種寶貴的工藝如何傳承的確是個問題，但為什麼有人用了塑膠碗，青花瓷工藝就必然會失傳呢？都AI年代了，連機械人都能輕易讀懂和隨意轉換繁、簡體字，我們還會擔心失傳的問題嗎？還是該回到“盛什麼東西”和“用在何處”的思考更好。

在尊重“辦學自主”和“求學自主”的澳門，此問題最終回歸到市場競爭的考量。到底學校中文科用簡體字學習，是否有利其形象和品牌的建立？是否有助擴展其未來的招生方向？教青局的表態也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政府的立場。

根據個人經驗，繁簡體字在閱讀方面是不存在困難的，但書寫上還是稍有障礙。當然，電子化轉換也很便利。人們害怕繁體字被取代，某程度上反映了簡體字存在的優越性。未來學校要如何抉擇？還是把選擇權交回用家為宜。

文章刊於澳門日報: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4-06/28/content_1764748.htm

擁有長空／不是鳥兒最終的目的／張開雙翅／奮力向上才是。

    【摘自：《雀仔園的雀仔》，楊穎虹，廣東新世紀出版社，二○二四年五月】

“好想飛上去／又好害怕掉下來／在摔了不只一跤的路上／學會飛翔”是第一章的篇首語，也是我寫作路上的寫照。因為天生記憶力差，小時候我是個非常自卑的女孩，幸好在書中遇到了好朋友——安徒生，而這也是我心心念念要成為兒童文學作家的原因。可是當時尚沒有兒童文學圈的澳門，要出版兒童文學著作舉步維艱。我慶幸遇上了文化公所，在其幫助下，我得以在廣東出版一套兒童文學系列橋樑書，也因此，廣東新世紀出版社邀請我競投“粵港澳大灣區原創系列小說”。故事由開始創作到出版快五年了，五年間，新世紀出版社給作品認真細緻地打磨，也加速了我的成長。

《雀仔園的雀仔》取材自現實生活經驗，真摯動人的童詩穿插其間，並適當運用書信體的敘事方式。以二十世紀中期到二十一世紀初期的澳門作為切入點，透過來自不同地域的幾代人的群象描繪，反思居民在澳門的生活與情感羈絆，凸顯中西文化交融的社會環境下，優秀中華文化對成長的現實意義。像佛家“不倒香”那樣心平氣和；如道家上善若水，利萬物而不爭；學儒家堅持內心熾熱，仁者無敵。我把自己成長，以及陪伴孩子、學生成長感受到的無力感寫在故事中，和讀者一起在博大精深的中國哲學中尋求力量，釀造成療癒心靈的良方。

“擁有長空／不是鳥兒最終的目的／張開雙翅／奮力向上才是。”這是故事最後一章的導語，也是我飛行的志向。由雀仔園飛到廣州，再由廣州飛到北京，預示着作品會有新的起點。願在大家的支持下，這小雀仔能立足澳門，背靠祖國，飛向世界！

文章刊於澳門日報: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4-06/21/content_1763309.htm

這是說：這一本書，在我們自己，一時是有意思的，但對於別人，卻並不如此。其中既沒有死呀活呀的熱情，也沒有花呀月呀的佳句；文辭呢，我們都未曾研究過《尺牘精華》或《書信作法》……如果定要恭維這一本書的特色，那麼，我想，恐怕是因為他的平凡吧。這樣平凡的東西，別人大概是不會有，即有也未必存留的。

    【摘自：《兩地書 · 序言》，魯迅，天津人民出版社，二○一九年十二月】

在文學上追星，我好像就只是追過魯迅，我是真的連記載其私事情史的《兩地書》也讀過一遍的。此書是魯迅與許廣平從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九年的通信集，二○一九年再版的封面大字標題寫着：“憤世大先生和文藝女青年的驚世愛情”，但記憶中，書中兒女私情的描述並不多。

比較感動我的是許廣平對魯迅那帶點傻氣的仰慕之辭：“當你授課時，坐在頭一排的座位，每每忘形地直率地憑其相同的剛決的言語，在聽講時好發言的一個小學生。”這是二十七歲的許廣平親自登門給四十五歲魯迅送去的第一封信中，對自己的描述。

到了後期，許廣平明顯成熟了，敢於對夫君提出一針見血的批評：“你的弊病，就是對一些人太過深惡痛絕……”而魯迅並不妥協，在信中一直堅守“橫眉冷對千夫指”的意義，偶爾也透露着柔情，如：魯迅會稱愛人為“乖姑”、“小刺猬”，自稱“小白象”，並關注愛人的生活小細節。

在很多展覽和文獻中閱讀過許廣平，對其定位大都是“成功男人身後的女人”。我驚嘆於廣東文學館為世界展示了“成功女人身後的男人”：人走茶涼，但在許廣平心中，愛情是永恆的熾熱。愛人離世後，許廣平為傳承着魯迅的精神而奮進，並為世界呈現了一個強大女性的形象。

文章刊於澳門日報: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4-06/14/content_1761759.htm

 亞婆井前地(Largo do Lilao)是葡人在澳門最早的聚居點之一……葡文名稱“Lilao”便是“山泉”的意思，而中文名稱“亞婆”則來源於粵語“阿婆”，與一位明朝老婆婆在此地築水池貯山泉方便居民汲取飲用的傳說有關。

    【摘自：〈亞婆井前地〉，澳門世界遺產網】

在澳門，與亞婆井相關的詩文很多，它是城市集體記憶的重要載體。與其說，亞婆井是關於土生葡人的故事，不如說那是個關於尋找心靈故鄉的傳說。

飲水思源——在心理學上，故鄉是心靈的泉源。故鄉的人事物給我們回憶，故鄉的地緣文化給我們歸宿，所以過去的華人無論在他鄉創立的事業如何輝煌，死後也要回歸故土，落葉歸根。

隨着社會發展，人們為了生存遷移，原來視為故鄉的祖籍，已經成為文件上一個陌生的地名，取而代之的，可能是出生地。但民眾因工作南漂北流，出生地歸屬感又模糊了，我們催生了“無根”的世代：我是誰？我來自哪兒？我要去哪兒？對很多孩子來說是迷茫的。例如我，從未在祖籍地生活過，在廣州出生，八歲移居澳門，後來又隨家人去過溫哥華生活。除了成年後決定回來澳門，整個遷移過程都是被動和無助的。

為此，我在作品中不停討論身份認同，重複尋找心靈故鄉。寫大熊貓“開開”、“心心”離開四川，移居澳門那一集《別離是為了想念》時，我含淚地給孩子寫下了“別離的不捨與美好”。也因為對別離的想像，我特別喜歡“亞婆井”傳說，葡人因着人生際遇來到澳門，是什麼讓他們依戀？是故鄉的味道。那不僅僅因為“泉水”本身，而是當中濃濃的人情味，讓遠在他鄉的遊子的心顫動，並泛起愛的漣漪。願這故事能夠告訴孩子：我們留戀的不是一個硬生生的地名，而是需要品味愛的能力。

文章刊於澳門日報: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4-06/07/content_1760376.htm

這些女作家哀樂倍於常人，她們絕大多數都有一段不平凡的人生際遇……白薇、丁玲、謝冰瑩、蕭紅都曾有過抗婚、逃婚、反抗封建包辦婚姻的經歷。

    【摘自：《才女多情：“五四”女作家的愛情歷程》，蔡登山，秀威資訊出版社，二○一一年十二月】

作為“七○後”，吃“五四文學”長大的文學愛好者，我對書中的女作家有過無限想像：張愛玲、蕭紅、冰心、林徽因……每一位都是閃閃發亮的明星。我特別喜歡閱讀林徽因組織“文學沙龍”篇章，並不是沉醉於她“眾星拱月”的光芒，而是嚮往那種自由奔放的情調。文學本該如此，哪怕冰心撰文〈太太的客廳〉暗諷之，也是有趣的文學創作。

直到自己成為作者，卻遺憾地發現：我們的作家聚會都是正襟危坐、謹小慎微的。萬萬想不到，上周參加由廣東省作家協會舉辦的“歡迎粵港澳大灣區作家回家”活動，卻遇上了閃閃發亮的“勝利五二○姊妹團”。五月二十日晚上，來自不同地域的女作家，相約在廣州勝利賓館七三○號房間。互不相識的我們，在主持人的領導下動起來：沒有酒水？去買吧！沒有足夠的椅凳、桌子？去搬吧！就這樣，告別校園已久的我們，彷彿又回到了高中時代，一起籌辦有趣的畢業活動。

“五○後”、“六○後”、“七○後”、“八○後”、“九○後”、“○○後”的我們放下平日架在身上的裝備，剖開內心談情說愛。原來，無論身處什麼年代，身受多少冰霜，內心仍然熾熱，像花兒一樣綻放。讓姊妹們閃亮的，不是美貌，更不是功名成就，而是敢愛敢想，具有學養而又靈動的內心——這才是我嚮往的女作家形象。

“桃花春水白鵝潭”——別後無論相距多遠，願我們相聚仍是少女！

文章刊於澳門日報: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4-05/31/content_175881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