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中“魔丸”的標籤沒有讓哪吒陷入自我懷疑，哪吒勇敢地正視，喊出“是魔是仙自己說了算”，找到自我方向，實現自我價值。“這樣的標籤就如同青少年成長過程中的外界評價，自我認同感能夠幫助青少年正視外界評價，全面地認識自我，形成積極的自我概念。

    【摘自：〈從《哪吒2》讀懂身份認同，如何讓孩子實現自我價值〉，資料來源：廣東省教育研究院，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哪吒之魔童降世》通過“魔丸轉世”的宿命枷鎖，展現了青少年在社會符號下的認同困境。哪吒額間的魔丸印記是社會認知系統強加的，村民的恐懼和父母的憂慮使他被迫貼上魔丸標籤。初期，哪吒以“我就當妖怪給你們看”的叛逆行為來反抗，但在父母和好友的愛與關懷下，他逐漸尋回本真。當他對敖丙喊出“是魔是仙我自己說了算”，實質上完成了從“他者定義”到“自我賦權”的轉變。電影透過“換命符”和“天劫咒”的雙重設定，展示了社會規範中“要不成仙，要不消失”的選擇，而母親則以生命捍衛了孩子的尊嚴，呼喚自我認同的本質：無論你是仙是魔，娘都愛你！

這讓我想起兒童繪本《那隻沒有被染成金色的蝴蝶》時的情境。多數成人，包括我自己，都認為在逆境中遇險的小蝴蝶無法生存，但孩子們卻天真地相信：可以躲起來！要去休息！去看醫生！這顯示出悲觀和焦慮是成人社會化過程中的思想枷鎖。

《哪吒2》揭示了自我認同的本質：並非“我相信我能成為有用的人”，而是“無論如何我都有用，我不需要向世界證明自己的優秀”。希望電影帶出“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珍貴價值，也不必依賴電影的成就來證明。

文章刊於澳門日報: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5-02/28/content_1815690.htm

方勵電影的最大價值，除了打撈歷史、與倖存者賽跑，最重要的是讓今天的人們看到了這些數字背後的生命故事，以及不同國籍和膚色的人在面對這一歷史事件時所表現出的共通情感。

    【摘自：〈里斯本丸沉沒：比泰坦尼克還慘重的海難為何無人知曉？〉，撰文：泉野】

30°13’44.42″N 122°45’31.14″E——舟山群島的冰冷座標，記錄着一九四二年里斯本丸沉船的歷史傷痕。當銀幕上八百二十八個名字在黑暗中依次浮現，這些在戰爭中消逝的生命，終於在導演方勵耗時八年、跨國追蹤的努力之下，抵押房產籌資拍攝，從深淵中打撈出光明。

這場“被遮蔽的屠殺”始於日軍將一千八百多名英軍戰俘釘死在船艙，結束於美軍誤擊未標識的戰俘船。八百多具軀體沉入海底時，舟山漁民划着舢舨衝破槍林彈雨，用方言呼喊“救人要緊”，在血腥浪潮中救起三百八十四位倖存者。方勵以冷峻的鏡頭剖析戰爭的荒誕：當殺戮者將人降為數字，旁觀者視生命如草芥，東極島漁民卻以肉身作舟，在末日圖景中劈開人性之路。

影片最鋒利的叩問隱藏於細節：英軍士兵臨終前禮讓逃生機會，倖存者後代跨越七十年時空，於沉船座標撒落花瓣的儀式。每個畫面都在質疑——若無人銘記，個體的苦難是否會永遠埋沒於深海？當鏡頭掃過鑲嵌珊瑚的船錨，那些被時間鈣化的悲劇，正隨水下攝影機的光束重新脈動。

方勵如同人類學家，執着於打撈記憶的碎片：從英國檔案館泛黃的戰俘手記，到舟山老人皺紋裡的救援傳說。這部成本五千萬、票房僅四千七百多萬的電影，或許在商業層面呈現失衡的狀態，卻為人類文明保存了至關重要的砝碼——善良從未被深淵埋沒。

正如銀幕上最終定格的救援者名單，那些曾被歷史抹去姓名的漁民，此刻以金箔般的筆劃鑲嵌在黑色天幕，成為照亮未來的燈塔。

文章刊於澳門日報: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5-02/21/content_1814315.htm

 “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

    【摘自：《蘭亭集序》，作者：王羲之】

話說在初十那天，我在好友群中發文祝大家“元宵快樂”，成為佳話。我自嘲“快樂不知時日過”，其實我記錯的日子豈只是“元宵”？我還經常忘記親友的生日，甚至假期。每逢有特別的假日，相熟的同事必定會提醒我“記得明天不要來上班”！以前，我會愧對自己的粗心大意，近年卻乾脆接受了，反而感恩這讓我“傻氣樂觀”的形象深入人心。或許，這正是快樂的真諦：不被繁瑣的日常所困擾，能夠在小事中找到快樂的瞬間。

蘇格拉底說：“做痛苦的人，不做快樂的豬！”我很敬佩蘇格拉底的為人，如果時光可以倒流，我多麼想回到古希臘和他來場辯論：我更想做快樂的豬！大家都說，如果蘇格拉底想快樂，他不會做哲學家自尋煩惱，但天知道他思考時不是快樂的呢？如果辯論沒有快感，他願意持續不斷地思考，並為心中堅持的真理而殉道？從心理學角度來說，快樂就是自我滿足，而不是以生活安逸作為衡量指標。豬生於豬圈，粗茶淡飯，最後都逃不過屠宰，哪兒會安逸？但牠滿足於此，不盲目縱慾，才得以活在當下。就如孔子所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同樣也不見得活得安逸。

在這樣的思考中，我發現了生活的另一番風味。當我不再執着於追求更高的標準和成就，而是學會珍惜身邊的一切，生活將會變得簡單而美好。快樂不知時日過，正是因為我在每一個當下都能感受到生命的脈動。

將錯就錯，我在元宵正日，完成了這篇短文。願大家不被繁瑣的日常所困擾，像滿足於當下的“羊豬老師”（我的另一個筆名），快樂自足。

文章刊於澳門日報: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5-02/14/content_1812885.htm

如何把一顆雞蛋打碎？可以從外面打碎、捏碎，也可以讓孵出的小雞從裡面啄碎。從外面打碎靠的是壓力，得到的是食物。而從裡面打碎靠的是成長，得到的是生命。

【摘自：“喚醒孩子的五句箴言”，知心姐姐演講，第七屆家長大會，二○二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人們常說“玉不琢，不成器”，成功需苦幹。筆者認為更重要的“刻苦”來源在於：如果人們出於自身渴望去追求成功，他們將全心投入，甚至廢寢忘餐。相反，如果成功的期望來自外力，則只會形成令人抗拒的壓力。真正的優質教育不是“學習內容艱深”，而是“鼓勵學習自主”。當我們觀察全球教育實踐，如芬蘭的森林學校讓孩子在泥濘中探索，硅谷的創客空間鼓勵青少年自主拆解儀器，這些看似隨意的教育模式，恰恰反映了生命突破限制的核心規律——真正的成長始於內在的覺醒。

如何激發孩子的內在動力？教育者需耐心等待，觀察孩子的興趣和潛能，並在適時提供支持和引導。這就像培養一棵樹苗，適合的環境能促進其茁壯成長。因此，父母不僅要提供知識和資源，還需創造自由的成長空間，讓孩子在探索中找到方向。父母也要適時退場，因為過多的幫助可能使他們喪失解決問題的能力。退場不代表不作為，家長可以創造良好的家庭氛圍：引導孩子思考目標和理想，幫助他們理解成功的真正意義。當家庭充滿支持與理解，父母的一句鼓勵、一個微笑，都是孩子成長的養分。

生命突破的意義體現在蛋殼內外微妙的力學平衡中，當教育者停止“打造”孩子，真正的成長才剛開始。這正是對“玉不琢，不成器”的當代詮釋：不是拒絕雕琢，而是讓每個靈魂成為自己的匠人，在自主探索中打磨出獨特的精神紋理。

文章刊於澳門日報: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5-02/07/content_1811548.htm

非洲舞老師分享過家鄉的生活。老師談到，在當地的村落，每一個人對彼此都很熟悉，孩子們生活是到處跑的。如果某家的父母沒空看小孩，鄰居會把小孩帶出去玩，“那是自然而然的事”。但在韓國，卻是另一個極端……二○二二年韓國研究中心的一項民調顯示，百分之七十三的受訪者支持設立禁止兒童區，反對者僅佔百分之十八。根據智庫濟研究院的估計，韓國目前約有五百個禁止兒童區。

    【摘自：〈是誰先討厭孩子？墊底的生育率，與拒絕生育的韓國女性〉，記者：余美霞，端傳媒，二○二四年四月十八日】

早在“禁止兒童區”概念出現之初，我便開始思考：為什麼“安靜、清潔、井然有序”成為現代文明的追求？最初提出這種理念是日本，並將一絲不苟的追求落實到生活的各個方面。例如，在公共交通上，除了保持秩序，還需輕聲細語，有時甚至要完全保持沉默，以避免打擾他人。這種極端的追求，深刻影響了整個東亞，尤其是韓國和台灣地區，導致“禁止兒童區”的設立層出不窮。

生活難道不能輕鬆隨性一些嗎？人來人往、吵吵嚷嚷不可以成為美麗的風景線嗎？孩子的天真與隨性難道不正是童年的美好寫照嗎？其實，高談闊論的廣東人、大情大性的東北人、能歌善舞的維族人、輕鬆散漫的歐洲人、熱情好客的泰國人……都各具獨特魅力。然而，在現代社會中，在追求效率和秩序的同時，人們卻漸漸忘記了生活多樣性的可貴。

“禁止兒童區”的文化引發了深刻的思考：究竟是孩子的存在改變了社會，還是社會的規範壓抑了人的天性？或許，我們應該重新審視這些“禁止兒童區”，探索如何在維持社會秩序的同時，為孩子們創造一個自由成長的空間。

文章刊於澳門日報: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5-01/31/content_1810560.htm

如果說把“快樂教育”只是定義為瘋玩，傻玩，什麽都不學習，那絕對是對“快樂教育”的誤解。

    【摘自：〈國外的“快樂教育”真的是在愚民嗎？〉，作者：七喜，美經經濟，二○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許多人常常片面地認為，西方文化代表“快樂教育”，而東方文化則是“精英教育”。當他們看到西方名牌高校的學生“廢寢忘餐”時，便會指出“快樂教育”無效，然後繼續鞭策孩子“苦學”。這種觀點無疑是對“快樂教育”的誤解。

實際上，東方學者也有提倡“樂學”理念，至聖先師孔子便是“樂學”的代表。《論語》中強調：“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孔子因熱愛學習而自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由此可見，“快樂教育”並不是西方獨有的產物。快樂的核心不在於“無所事事”，而是“熱愛學習”。西方追求的“快樂教育”同樣並非無所事事，相反，他們很強調學習體驗，例如，去公園感受大自然；製作美食以了解烹調方法和營養成分；設計遊戲以培養交際能力和團隊精神。

為了升學，我的兒子從傳統學校轉到了“快樂教育”的高中，實際上並沒有想像中那麼輕鬆，因為需要完成的任務不少。我建議，他如果跟不上進度，可以尋找補習老師。兒子卻說：“AI也能代我做功課，但不會知道我自己想怎麼做！”我驚喜地發現，老師讓他明白“個人想法的重要性”。高中的時候，我比兒子懂更多化學元素符號和運算公式，但當生病時，兒子卻能和醫生討論藥物處方，我則對此一無所知。

我深信“快樂教育”並非西方獨有的產物，而人們對學習的理解有異。期望我們也能重建孔子的“樂學”傳統，讓學子們均享“快樂教育”。

文章刊於澳門日報: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5-01/24/content_1809178.htm

兒童文學的魅力在於呈現類形化的性格，這種扁平的角色設計在文學中或許被視為缺乏深度，但對於小朋友來說，這種單一的性格卻能夠引起共鳴。純文學往往排斥“巧言令色”，但在兒童文學中，適度的“花言巧語”卻能夠增添故事的趣味性，使孩子們樂於閱讀。（朱自強）

    童年本位論更進一步探討了創作背後的內在精神，即尋找自我內心的童年。優秀的作品應該能夠反映童心，激發人們的赤子之心。這種作品不僅不庸俗，更能夠引導孩子探索自身的情感和思維。（馮臻）

    【摘自：第一期兒童文學創作培訓班（作者現場筆錄），中國兒童文學研究會，二○二五年一月】

在當代兒童文學的創作中，所謂的“兒童本位”強調的是從孩子的視角出發，然而對於“兒童”的定義及其閱讀心情，在不同作家的眼中，有着不同的解讀：究竟孩子們是追求成人的美學標準，還是享受閱讀本身的樂趣？不同兒童觀和世界觀的作者，會有不同取向。

另一方面，從創作到進入市場的過程中，作家經常在不同的審美標準中遊走。純文學界別更重視作品的文字和情節，而教育工作者則更看重孩子的成長需求。這樣的矛盾讓許多作家陷入兩難：他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夠被所有人欣賞，但出版社卻往往根據年齡段對作品進行分類。作家希望忠於自己的創作理念，而讀者則期望讀到喜歡的內容。

在這樣的創作環境中，如何找到平衡點？著名兒童文學作家薛濤的回答，給了我新的啟發：不必強求平衡。時間和精力有限，而世界的需求無窮無盡，我們不妨忠於自己的創作初衷。這種忠誠於自我的態度，或許能夠讓我們在創作道路上走得更遠、更穩。

文章刊於澳門日報: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5-01/17/content_1807723.htm

特殊的感覺是進入文學殿堂的敲門磚，應多去探索他人不曾前往的地方，觀察別人無法看到的風景。（曹文軒）

    事故是大事，但不是故事；故事是小中見大，且需要豐富的細節描寫和充沛的情感變化。（張之路）

    【摘自：第一期兒童文學創作培訓班（作者現場筆錄），中國兒童文學研究會，二○二五年一月六日】

凡人皆有感覺，何謂“藝術的感覺”？曹文軒在課堂上做了生動的解讀。他指出，在完成一件令人厭惡的事情時，普通人可能只感到不爽，而具備藝術敏感度的人則能從中發掘豐富的體驗。除了完成事情的過程，還有面對厭惡的感受，這種敏感是一種天賦。另外，上天賦予的“藝術感覺”還包括苦難，因此，作家應感恩命運賦予的苦難，讓自己擁有更豐富的生命書寫能力。先天因素雖不可控，但後天的敏感度可以通過知識的積累來提升，例如對社會文化的興趣，以及對環境、動作、表情等細節的觀察能力。

張之路認為，講故事不外乎源於自身經歷或耳聞目睹。我們既可以重塑記憶，也可以開發想像。如果說，早上曹文軒的演說讓我們理解了“藝術的感覺”，那麼下午張之路則親身演繹了何謂“敏感”。他的演說充滿故事張力：描述自己的親身經歷，讓我們感受到“文學的承傳與感謝”；在論證“文學需要情懷”時，娓娓道來“買湯匙的故事”：店裡有七隻湯匙，明明自己只想買六隻，卻又擔心遺下那一隻會寂寞，明明不介意老闆不打折，卻因為老闆理解自己“不想讓那隻被遺下的湯匙太寂寞”而欣喜。張之路的演說筆記，雖然不如曹文軒的易記，因為他總是讓我們去感受，似乎不喜歡下結論，但一如他所說的故事技巧：“不給答案卻發人深省。”

文章刊於澳門日報: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5-01/10/content_180625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