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道尊嚴”與“當仁不讓”恰好形成一種張力關係，其中既實現了文化傳統通過“師者”的尊嚴而延續和傳承，亦維繫了道德原則借助“當仁不讓於師”的信念而獲得的至上性。我們的文化傳統，正是在這種相互矯正和彼此限約中，得以生生不息地發展和弘揚。

    【摘自：〈“師道尊嚴”與“當仁不讓”〉，作者：何中華，文化中國，2011年5月24日】

這邊廂，一群大學生強行衝擊校務委員會，並與校方決裂；那邊廂，學生要求修改“課程綱要”，某學生領袖自殺身亡。港台社運一浪接一浪，民主思潮一下子由社會湧進校園，由課程內容、校務人選至畢業典禮小節，皆成師生權力的角力場。作為民主的支持者，又為人師表，我開始察覺到“民主”與“師道”間產生的對立面：當學生處處講求平等，進而對權威的推倒：父母、師長、學校、經典、教會，甚至知識框架、語言規律都可以被動搖。傳統的瓦解，原來的秩序沒有得到必然的重建，而破而不立的追求又無法支撐教師在教育中的重要功能。一味強調師生關係對立的結果是，毀滅了長久以來由“師”到“生”的教化功能，導致知識觀和價值觀的扭曲與紊亂。由此看來，民主思潮對文化傳遞的破壞力可以很大。

從解決問題的角度看，把“師道尊嚴”與“民主自由”放置於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面，如同那個年紀輕輕就走上自殺之路的“民主烈士”，在拼個你死我亡的過程中，導致雙失──既傷害自己，又無助於事態。如何才能由這個死循環中解救出來？筆者認為，雙方都必須放下執迷，建立以教師為主導、學生為本位的學校制度，透過分權、溝通、對話等方式讓渡權力，從而形成理性的權力制衡關係。西方哲人亞里士多德曾說“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我國至聖先師也說過“當仁不讓於師”。當教師有“求真成仁”的胸襟，學生有“尊師重道”的雅量，師道與民主的死結才有機會打開。

本文刋於澳門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