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為在現今的港澳社會，要争取所謂的男女平等，先由女人自己做起。女性先不要將自己定位為站在男人身後面是正常，站在男人前面就是出位的“前衛女人”。

【《雌雄同體》之〈中性二題〉，作者：沈尚青】

廿 一世紀的女性地位，相對於前輩早年討論的情況，大概有了明顯的改善，例如：更多女性從事專業工作，更多女性做到經濟自主。由於女性的比男性心智發展成熟， 加上傳統的教育制度一般比較強於記憶，女性近十年在學業方面的優勢明顯，是故近年又有不少教育學家提出了男孩危機論。而在香港，由於女性地位的提高，很多 女性寧願選擇獨身，也不隨便擇偶，故又出現了港女文化──蠻橫無理，需要男性千依百順，呵護備至。但當中所謂的“男女平等”，往往只流於情感上的自戀，卻 失去心靈上強大的支撐。有時候，我甚至覺得，一部分女性並不享受男女平等所賦予的力量，她們只想以女性身份去佔特權，一方面以“男女平等”去制約男權的擴 張，另一方面，又以“lady first”的心態，期望處處得到男性的垂憐，做到“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

就以近年網上 大熱的怨女文化為例吧：少年十五二十時，女性開始追求公主夢，大談“我傷心的時候，你不在；我生氣的時候，你沒忍耐；我受苦的時候，你沒出來……那我為何 需要男朋友？”，仿佛公主生來必須要依賴男人，男人被女人依賴是畢生的榮幸；人到中年，又開始埋怨“我為你生兒育女，放棄工作，埋沒夢想，貢獻青春……最 後竟得不到珍惜，可憐可憫”，仿佛女性在愛情中從未有過選擇權，故無須對自己年少的抉擇負責。既然世界提倡“男女平等”，那麼，女性就沒有放棄所有去依賴 男人的必然性，在擇偶時，應該放下“想當弱者，想受保護”的膚淺原則，把尊重獨立自主放於首位，且堅持婚後工作和經濟自主。選擇放棄工作，決定生兒育女， 都不過是一種個人選擇，男女均可的，而不是為男人放棄工作，為男人生兒育女。女性要自尊自強，才可以把握自己的命運，追求真正的男女平等。

在職場上，女人撐起半邊天，已經被普遍認可，但在心靈上，女人是否真正撐得起半邊天？要求別人尊重其工作、學習，以至追求夢想的權利，還是在於女性自己的選擇。

文/ 鏏  而

回教徒和猶太人在彼此屠殺，衣索匹亞的老弱婦孺在一個接一個地餓死，紐約華爾街的證券市場擠滿了表情緊張的人——我，坐在斜陽淺照的石階上，願意等上一輩子的時間，讓這個孩子從從容容地把那個蝴蝶結紮好，用他五歲的手指……

【《孩子你慢慢來》，作者：龍應台，時報出版社，二○○八年二月十二日】

第 五年了，我一直堅持辦個聯校辯論交流的活動，但一直沒有得到很大支持。上級曾經要求我們修改活動的定位，因為“全澳大賽”的名目，比聯校交流亮麗得多，但 我堅持：交流、訓練、實踐才是活動的目的。隨着小城庫房水漲船高，學生活動也是錦上添花，過往我們可以自掏腰包辦事，但今天卻是寸步難移，因為舉目四顧， 大大小小為“人生勝利組”而設的貼金競賽、學習、遊學等，實在讓人無力競爭。去年學生參加一個比賽的獎金，就比我們整個活動的營運經費多。我覺得氣餒， “明年別辦了，大家放暑假去！”但是畢業生們卻堅持點亮這盞燈。

求贊助固然難，找樂意來的、有水平的評判也不易，因為習慣參與高水 平競賽的資深辯員，看着水平參差的參賽者會難掩不悅。於是，朋友又會笑我：“叫咗你搞全澳賽啦！有老師幫勁好多！”作為曾經的前線教師，我當然明白有老師 在旁協助的重要性，但想起過去年終無休地為學校名次拼命的歲月，不禁心頭一緊。為甚麼不可以放下成敗的包袱，鼓勵孩子自己學習，輕鬆試煉呢？為了經歷具備 “交流、訓練、實踐”的完整的學習過程，我們也設有比賽項目，近年又引進了新賽制。可喜的是，每年的參賽者都有增長，但依然年年都有評判指出：學生根本沒 有能力駕馭“奧瑞岡辯論”賽制。

我一直不明白，為甚麼比賽不可以是一個學習駕馭的過程，而非得要駕馭好了，才有資格嘗試？那一刻， 我會想起了引文中那不會打蝴蝶結的小孩，還有二十多年前，孤身走進暑期活動辯論訓練班的懵懂女孩——如果，沒有不設門檻的學習機會，就沒有今天的我。因為 感恩，所以堅持，謹以本文獻給願意承傳這份教育理想的師長和孩子們。

文/ 鏏  而

不被一些報紙看重，甚至貶抑下的記錄，難道不是一個難得的記錄？它更是歷史的一部分。

    【〈二十萬人的記錄〉，幫港出聲網站，二○一四年七月十九日】

看 到以上文字，你大概會以為是泛民主派人士的申訴之詞吧。非也，那是香港建制朋友組織的“反佔中簽名活動”， 他們在行動中聲稱，佔中九天才有七萬人出來投 票，香港人求和平，不要暴力及佔中的簽名活動，只一天就是“佔中”的三倍人數了云云。反對一方縱然找來諸多“被誤導例子”，但主持簽名的一方，設有 “誠 信聲明書”，又有身份證登記程序，可謂功架十足，一點都不粗疏，要說多數市民陪造假、玩作弊，的確也是不可能的。情況如同每次社運，官方和主辦方的估量縱 然不一，但大體上參與人數是假不了。

有人高興，有人愁。作為反對方的泛民主派支持者，看到的自然是憤恨，但持平一點看，當大家手法 相同，其實反映的情況也是基本相同——直接民主的利與弊。弊在於，容易偏向一面之詞，且結論粗疏；但同時具備相同的利——可以直接反映人民訴求，促進了公 民參與的熱情。有人認為，彼此爭相鬧事加劇社會撕裂，但另一角度，也可以是彼此放下干戈，公平競爭。建制派需要收集民意去證明自己，顯示民意的價值，相對 於空口說道，肯定是向民主邁進了一步。

老實說，要談“直接民主”之壞，可以說上幾天，諸如直接民主的始祖瑞士，其行政效率之低、生 成問題之多，可謂街知巷聞，但這是否代表“代議民主”和 “協商式民主”可以取代“直接民主”呢？也不必然。因為“代議民主”和 “協商式民主”容易被當 權者操控，其民意的代表性不易被落實，而“直接民主”式的社運，則可成為一種建制外的發聲途徑，雖然當中的民意並不全面，但不全面的民意也是民意，對施政 起着不同程度的參考價值。

同一句對白，不同的站方，大家都願意踏出一步，以理據去展示自己的實力，是社會公平的起點，也是公民素質提升的證明。這比特首候選人的提名方法如何，更值得可喜，未知對岸的聲音，會否給我們一些共鳴？

在很久很久以前，澳門東望洋山與大炮台山之間的小谷地末端，有一個地勢較低的地方。每逢下雨天，雨水就從兩邊山坡流下，讓小窪地變成了一個游泳池，小動物們最喜歡來這裡嬉水。

有一天，小狗聰聰和明明也撐着小傘去湊熱鬧。小水坑裡的動物很多，你擠着我，我擠着你，一不小心，在水裡團團轉的小青蛙竟碰上聰聰的頭。

“哎！你幹嘛不看人呀你？”聰聰不滿道。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失魂的小青蛙忙道歉，但一轉身，竟然又碰到明明的腳。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小青蛙繼續道歉。

“沒事！你是身體不適吧？需要幫忙嗎？”明明關切地問。

“沒事！沒事！”小青蛙一轉身就消失了。聰聰和明明則繼續在水中遊玩：和壁虎兄弟玩水球，和烏龜叔叔玩捉迷藏，和金魚小妹玩跳高……好不高興。聰聰、明明一直到天黑才回家。

第二天，聰聰又去找明明，想約他去小水坑游泳。

“明明，我們去游泳啦！”聰聰在門口大喊。

“不啦，今天天氣好熱，不如我們一起留在家看書。你看！這本《科學大世界》可厲害啦！”

“不看！書有甚麼好看的？我們還是去游泳吧！”

“但是，今天太陽那麼猛，水都被蒸乾了吧！怎麼游泳呢？”明明解釋道。

“太陽猛不是正好游泳嗎？你不想去就算了，別亂說一通！”聰聰生氣地離開，決定自己一個人去游泳。怎知到了水坑，水果然都蒸乾了，留下一片濕濕的泥巴。

“水坑上哪了？為甚麼不見了呢？”聰聰失望地在泥巴上打滾，突然身體碰着一條軟軟的黑色物體，看樣子，好像是一條尾巴呢。

“水坑走了，忘了帶尾巴？”聰聰自言自語，碰巧被剛飛過的小麻雀聽到。

“水坑怎會有尾？你沒讀書的吧。傻瓜！傻瓜！”小麻雀一股勁地嘲笑聰聰。

聰聰不明白小麻雀說甚麼，不過對方提到讀書，就想起愛讀書的明明。

於是，聰聰便跑去請教明明：“看！水坑不見了，留下了尾巴，我們怎樣還給他好呢？”

“哎呀！水坑怎會有尾巴呢，一定是小動物們留下的！”

“小動物留下尾巴？”說着，聰聰轉頭看着自己的尾巴，幸好還在呢。

“這不是我們的尾巴，因為小狗的尾巴是有毛的，而這尾巴卻沒有毛，對不！”聰聰自滿地說。

“對！但哪是誰的尾巴呢？讓我看看！”明明拿起尾巴細心地觀察，然後在書架上拿出一本百科全書翻閱，仔細地分析着“金魚不會斷尾巴，壁虎的尾巴有條紋，烏龜的尾巴比較短……都不對！”

“啊！那天青蛙神色挺古怪，團團轉好像在找甚麼似的，會否是他丟了尾巴？”聰聰突然想起。

“不會吧，青蛙沒有尾巴的！”明明覺得疑惑。

“不如先看書吧！”這回輪到聰聰想看書了。

“蝌蚪，古時寫作科斗，是兩棲動物——蛙的幼體，當蝌蚪成熟了，它們開始脫變，漸漸長出四肢……”

終於真相大白了！原來蝌蚪脫變成青蛙的過程中，的確會掉尾巴。想起小青蛙當日慌慌張張的樣子，一定是在找自己的尾巴了。於是，聰聰、明明一起翻閱動物地址名冊，找到了小青蛙。

“謝謝你們兩位把我的尾巴送回來！當天我的尾巴突然斷了，並被水沖走，我非常慌張。不過，後來同伴告訴我，脫尾巴是變成青蛙的必經之路，就不再害怕了！你們兩個連青蛙的成長規律都知道，真了不起呀！”

“都是明明厲害，告訴我水坑沒有尾！”聰聰稱讚道。

“是聰聰厲害！他會觀察身邊的事物，並堅持去找答案。”明明謙虛地說。

經過“水坑丟失尾巴”的事，聰聰、明明終於明白堅持閱讀、觀察和思考要結合的重要性。

而故事中的小水坑，那個在澳門東望洋山與大炮台山之間的小谷地末端，經過城市的發展和變遷，變成我們常到的市區——水坑尾。小朋友們，要記住“水坑尾”的故事呀！

作品刋於澳門日報”伴我成長”

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14-06/26/content_913793.htm

“我希望孩子和家長對人生能有新的認識，考試成績不是判斷一個學生成功與否的標準，要懂得人生還有很多的風景。”

    【《一位特級教師在她女兒自殺後的教育反思》，“家庭 · 教育”網站，二○一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一直被身邊人稱讚為“成績優、品德好、情商高”的女孩，忽然遺下“請不要救我”的遺書撒手人寰，作為優秀教師的媽媽事發後才知道，女兒受強迫症折磨長達八年，在無法撫平的傷痛中，她用畢生勇氣寫成一部生命教育的血淚史，勸諫活着的人。

這 事不禁讓我想起自己和家人在育兒事上的糾結，我媽一直不同意我對兒子的“放任不干預政策”。那天，老師打電話來說孩子經常忘記帶學習用品，祇要違規達到五 次，成績多好均不能得獎……每次聽了老師的勸告，我會向孩子複述一次，並和他們探討改善之法，如：檢查方法和罰則。到了孩子再犯，我們又重新檢討一次，雖 然問題最終也改善了，但獎項也因此丢了。我媽特別生氣，她認為罰則遠不如出手幫忙檢查有效，怕孩子從此成就比不上別人會自卑。為此，我們進行了史無前例的 爭吵，而這也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正面違抗我偉大母親的意旨。我堅持自己的做法，不是因為我覺得自信不重要，而是我覺得一個人是否自信，並不在於他是否能 得到世界的認同，而在於他是否能憑一己之力去駕馭世界。在前線教學的十多年中，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品學兼優的孩子不見得比成就平平的孩子自信，因為 有些孩子的精銳是在家人鞭策下形成的，為了永遠保持高飛的狀態，日子過得特別累；低飛的孩子雖然平庸，其自信在於能夠把握自己。所以，我不想幫助孩子追逐 世界的高標準，我會告訴他，榮譽對父母來說是不重要的，但不改善缺點的代價需要自己去承擔。

以上文章是我給我媽的帖文，我期望她能從中明白我的想法，並了解到，願意坦誠對話，爭吵也可以是一種溝通。同時，我也希望她不要為過去總“自以為失誤的教學方法”耿耿於懷，因為沒有一個人是完美的，也沒有一個人需要完美，包括我們為人母親的。

社會如果走到“連在十字路口看到紅燈，都會懷疑紅燈是假的”，還談什麼方向、目標？……民間對待政府的態度，停留在戒嚴時代，“反抗權威權力就是道 德”；但現在的政府是我們一票一票選出來的，怎麼跟過去比？現在最新的挑戰，是掌握知識權，知道什麼時候該批判政府、什麼時候又該當政府的後盾，“這需要 更深沉的深思明辨”。

    【《台灣人心底須徹底解嚴》專訪龍應台，記者：陳宛茜、蔡惠萍，聯合報，二○一四年五月十六日】

台灣作家兼現任“文化部”部長龍應台就最近的社會氛圍提出了以上論調，被一衆網民狠批“二十多年前點燃‘野火’、呼籲人民反抗政府的龍應台，當官後理念竟變調，是精神分裂了嗎？”

其 實，曾經是“蛋”，最後成“牆”，而被指背棄初衷的，又豈只龍一人？到底是權力讓人腐化，還是角色引起矛盾，因人而異，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政府與人民之間 有着一定程度的對立面。相對於牆，蛋的弱小自是可憐可憫，但在於蛋本身，永遠的軟弱到底是一種宿命，還是一種自戀？我沒有愛上蛋的一方，因為我不想沈溺於 懦弱，社會是需要人去承擔的，而利益的爭奪將永無止境。我不會永遠站在蛋的一方，更重要的原因是，我相信在民主社會中，沒有人需要做永恆的弱者，當蛋與牆 可以因選舉機制進行交替時，你會發現，彼此的角色可以經常逆轉，不變的是，只有反對派才可以“永遠站在蛋的一方”來談公義。而在周而復始的循環中，你又會 發覺，蛋和牆對社會發展的影響並非二元對立，因此，在爭取自身權益的同時，蛋也需要明白牆的付出，體恤那些為我們撑起決策重擔的官員們。

如 果可以選擇，我不想永遠當蛋，我期望自己能站在有理的一方，但在複雜多變的社會中，什麼才叫“有理”呢？這大概需要一定的知識和智慧吧。因此，我認同龍應 台：在眞正的民主社會中，最大的挑戰是掌握知識權，知道什麼時候該批判政府、什麼時候又該當政府的後盾，“這需要更深沉的深思明辨”，人民和政府以“信 任、鼓勵”代替“對抗”，以理性克服情感。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站着活着是一個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能夠站着，這個世界上沒有人願意跪着……

    也許在很久以後的未來，我們的孩子的孩子們的時代了，那時候自由之光普照大地，每一個站着的人們，或面朝大海，或面朝松濤，能夠大聲地發出沒有強權脅迫的聲音，這聲音，比擁有整個世界還令人期待，令人嚮往！

    老師：有站着的自由，難道不比擁有整個世界更重要嗎？

    【《自由比擁有世界更重要》，作者：佚名，聯合新聞網，二○一四年六月十一日】

“人，只有在自己站起來之後，這個世界才能屬於他”這是本年四川高考作文的素材，大陸網絡上熱傳一篇名為 “人有站着的自由比擁有世界更重要”的零分作文，文章已證實是虛構的，但卻道出了廣大民衆的心聲，也深深觸動了我。

談 跪拜文化和社會事實的文章數之不盡，當中觸動我的，不僅僅是 “打倒強權的快感”，而是文人自處的思考：能夠站着，這個世界上沒有人願意跪着？其實這假設 並不完全成立，文中虛擬的作者，那個不介意零分的孩子，不就選擇站着嗎？因此，不是所有人都不能站着，前提是：你有為自由放下整個世界的決心，並無悔於自 己可能一無所得的選擇。

“站着”和“跪着”本身就是個抽象的比喩。一般百姓認為，與強權對抗就是“站着”，但強權的定義又是甚麼 呢？在社會眞實的場景中，政府代表了“強權”；但在網絡的群衆平台，很多時候“民粹”更強，動不動就截圖抹黑，甚至網絡欺凌。有些人在眞實世界永遠跪着， 到了虛擬世界則站起來了，成為另一種強權，要求異己通通“下跪”。然後不同的知識分子，又在公共空間互斥“空談誤國”，但你永遠看不清誰才是眞正的“空 談”。

我覺得在任何情況下都能“說眞話”才算是 “站着”。作為社會良心的文人，我們旣是受機制管制的人，又是建構機制的重要一 員，當能發揮自身的影響力，做到：有讓別人“站着” 的器量——無論對方是“空談”還是“實談”，也應該像文章的作者，有放下世界去追尋眞理的決心，堅 持“自由比擁有世界更重要”。

一個人話說得不夠亮麗，並不代表他對信念、價值和理想沒有堅持，相反，他可以以胸襟和實際行動，來把之說得更加鏗鏘有力。

    【《高錕校長的故事：大學就是包容》，作者：蔡子強，明報，二○○九年十月八日】

    知悉“澳門大學畢業典禮風波”，不禁讓我想起一篇有關大學校長捍衛學生思想自由的文章：

    一九九三年，北京委任高錕校長為港事顧問，中大學生對此異常反感，在中大三十周年校慶“開放日”的當天，激進的學生衝上主禮台，在衆多嘉賓、家長、同學，以及校友前，誓要搶走校長手中的“咪”，並拉開“兩日虛假景象，掩飾中大衰相”的橫額，令人覺得中大丟盡面子。事後要求紀律處分學生之聲衆，最後頂住懲罰壓力的其中一位重要成員，就是本來最丟臉、最屈辱、最應義憤難平的當事人——高錕校長。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大學等高校學生三千餘人齊集天安門，舉行示威遊行，起初北大校長蔡元培不贊成學生外出示威，曾一度站於北大校門企圖出言勸止，學生為此噓聲不斷。但當他一知道學生被捕的消息，便二話不說，全力投入營救，當時他聯合十四所高校校長發表聲明，稱“學生的行動，為團體之行動，即學校之行動，決定只可歸罪校長，不得罪及學生一人。”蔡校長還一再表示，如能釋放學生，“願以一人抵罪”。

    也許，以上兩位校長都曾經失落在學生的噓聲罵聲中，但其人格卻能在歷史的長河中閃光，因為事實終會證明，甚麼樣的校長才能發揚真正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引自《禮記 · 大學》）

    筆者不想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妄斷“大學教授受處分”事件之是非，也期待大學光明正大地舉證，但全世界都看到了一個畢業生對母校最真摯的勸勉被粗暴地打壓，傷盡了有情有義的學生、校友的心。大學事後指出，處理事件的目的是“讓學生和家長度過一個非常幸福和莊嚴的時刻”。大學不是為“典禮”而存在的，甚麼樣的校長有育人之量，甚麼樣的大學才是學子之福？交由公衆雪亮的眼睛去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