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當的司法適用，可以讓人們在具體的個案中，準確把握和理解網絡言論自由的邊界在哪裏……一個成功的判决，就是一次成功的釋法和普法，對良好網絡輿論空間環境的營造具有重要意義。

    【摘自：〈網絡言論需要自由卻不可“任性”〉，朱恆順，《中國青年報》，二○一五年七月一日】

我沒有痛恨嫌疑人，為何訴訟？這大概需要由另一個事件談起。那一年，剛由加拿大回澳門的妹妹，發生了一宗小小的交通意外——地面標誌顯示鄰車只能直去，對方卻突然左轉，撞向我們。交通警判妹妹輸，理由是路面的交通標誌指示此路可以轉左，且地面展示虛線，即可以轉左，基於路牌大於地線，所以對方贏。身邊幾乎所有人都叫我們放棄爭取，因為交通警都判了，而且那不過是一萬幾千元的損失。但在外國回來的妹妹卻堅持理論，其中一位警員道：“鬧也沒有用，自己去檢察院上訴。”我們走訪了檢察院和各大部門，經歷過無數次的書面申訴。

其實，我外出講學幾場或多寫幾篇文章，就能把維修費賺回來，何苦要花這些精力？很多朋友知道後都笑我傻。交通意外的另一方也不傻，主動提出和解賠款。我並沒有因此分到一分錢，因為車子是父親的，即使要賠償，父親也會包辦，他是最先勸我們放棄的人。就是因為一股傻氣，我們得到了一個意料之外的收穫：案件以後，那路口地上的白色虛線變成了實線。往後每次路經此地，我都會覺得欣慰，因為其他車主再也不會被誤導了，如此一來，再麻煩的爭取過程也是值得的。

這是我經歷的第一次訴訟，它讓我了解到堅持追尋法理的意義所在。（論網絡言論自由 · 三）

一個人的“千軍萬馬”

  在社交媒體、網絡媒體高度發達的今天，網絡暴力如同無聲無形的利器，對個人權益、網絡空間秩序產生了嚴重的侵害，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網絡暴力的受害者。

    【摘自：〈青少年網絡暴力的治理路徑初探〉，作者：朱松嶺、王穎，《中國青年社會科學》，二○二○年第三期】

談到網絡暴力，大家可能只會想到具傷害性的言論、圖片、視頻等，但根據引文，凡故意以貶低、騷擾、威脅等為目的的攻擊行為，均屬於網絡暴力。這次網絡事件中，“主謀”散播幾可亂真的謠言，不僅攻人於無形，更讓網民信以為真、同仇敵愾。像事件中的嫌疑人，雖然用粗鄙之詞貶損我的專業形象，但我仍然相信他是一個真實可信的青年，因為他的言論是以實名帳號來發表的。

為什麼他不用太空號（假帳號）呢？因為他壓根兒就不知道自己是犯法的，要多狠毒有多狠毒。作為一個普通的網民，他也只是追隨“千軍萬馬”進攻，陶醉於自己的正義而已，他又怎會知道所謂的“千軍萬馬”，可能只是一個人的操作。我在網上與人辯論十多年，鮮有人如上班一樣，連續一個星期花大量篇幅和心思去造謠，可見“主謀”動機不單純是洩忿，觀其行文章法，應不是無知之人，何以記恨，不得而知，但嫌疑人肯定是兩君交戰之池魚。在網絡世界中，如此池魚不計其數，當你天天身在其中，享受“千軍萬馬”殺人於無形的快感，豈是學校老師一節網絡倫理課所能改變？

我並沒有真的痛恨嫌疑人，我甚至敬佩他用真姓名留言，且在警局問案之時的坦誠。他只是不知道自己這樣是犯罪的，但不知者等同無罪嗎？我又為何花錢請律師進行訴訟？下期再續。

（論網絡言論自由 · 二）

喜歡辯論的人，大抵都是源於喜歡思考。從不斷反思與爭辯的過程之中，試圖探究真理的所在。沒錯，這是我們愛上辯論的原因，就是這麼純粹。哪怕有一天你已經離開了辯論場上那些年踏上過的台板……

    【摘自：〈“一場思辨之旅”觀後感〉，演辯人同盟，二○一五年】

因為喜歡在社交媒體開帖辯論，我被封為“辯論女王”，這稱號未必是讚美，我在網上辯論時經常樹敵，然而，我欣然接受這一切，包括批評和嘲諷，我願以畢生去證明：我以辯為樂，以辯會友，從不仇恨辯友。

在思辨的路上，其實我沒有所謂目標——既不打算從政，近年也放下了從事廿五年的辯論教練工作。辯只是為了想辯，那是純粹屬於個人的靈性追求。“辯論女王”從來笑罵由人，沒有想過有天竟鬧上法庭。

去年五月八日，我因為一則討論某店價格的文章內容被惡意扭曲，而去報警。“憑什麼報警？”不下數百人質問我。“就憑我認為此事有損我的公信力和權益！”從事辯論活動近三十年，這愛好也許從未讓我名利雙收，至少給我足夠的法律敏感度：“如果我不先舉報借意扭曲資訊的人，我可能會涉及詆譭商譽的陷阱，那可是有法律責任的。”我在帖文中談的是因市場訊息不對稱，而形成的價格不合理，並建議透過推介其他商戶的方式去平衡，從未指該商戶是“黑店”的意思。文章被惡意扭曲，不僅加入本人的實名標註，還故意標註與我相關的媒體和社團。繼而一系列網絡欺凌出現，包括公開本人與家人合照、辱罵和發放謠言。

起初很少人相信我真的會報警，網上盡是“太空號”（假帳號），犯人很難偵查到，但我至少可自保。

（談網絡言論自由 · 一）

文章引自澳門日報：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1-06/25/content_152539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