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說:遺留在山上的……

倩如：我在山上呢！

浩文：我也是！

十年過去了，我的心依然留在山上，倩如也是嗎？站在沒有山的新校區，我茫然……

那 些年，我在澳門大學讀教育學院中文系，學校在氹仔的小山頭上；而倩如則就讀於依山而建的香港中文大學，主修傳播系，我們是在一次辯論交流賽中認識的。倩如 是校花、會考狀員、最佳辯論員……而我只是隊中的小嘍囉。沒有人覺得我們是匹配的，包括我自己，但倩如卻不覺得。“女追男，隔重紗”，本來，給我豹子的 膽，我也不敢追求她，但她竟然主動追求我，於是我就中獎了。

雖然，我們不常聚頭，但每天黃昏，都約在網上見面──我在我的山上，她 在她的山上。在王寬誠樓的課室往外看，是一片金黃色的海，然而比起中大的藍天，卻顯得渺小。倩如很為自己的學校而驕傲，每次去中大，她總為我挑選面向“百 萬大道”的賓館，並告訴我，一代代的才俊都在這廣場上為正義發聲，那是中大人的核心價值。倩如來澳，我也帶她住“澳大酒店”（山下的“新世紀酒店”，現易 名為北京王府大飯店）。我們從山下一直爬到九龍壁，我最愛吹牛：“這條‘長命斜坡’就是澳大人的核心價值，比喻攀上學府的艱辛；破舊的Block I是教 育學院的核心價值，因為學費最便宜、學院與校友也最窮……”但其實，我不知何謂核心價值，如果硬要挑個令我驕傲的地方，就只有我們辯論隊位於 Block II的小房間吧。雖然一樣的破舊，但不是每一個社團都有房間的，而且這小小的天地，容着我們求知的無限熱情，還因此邂逅到倩如。

一 海之隔難不倒我們，讓我們分手的，竟然是思想上的距離。那一年，我們都畢業了，我找到不錯的教職，而她也進了香港最大的媒體當記者。“非典”疫情過後，百 業衰落，教師的待遇相對好了；倩如的工作卻不太安穩，為着報道抗爭事件的小堅持，她被公司辭退了，我心裡倒高興，想趁機說服她嫁到澳門。那一天，我買好戒 指，準備在九龍壁前求婚，我以一貫平實的開場白：“倩如，我們長大了，是時候要安定下來，你來澳門好嗎？那就不必管香港的事了！”倩如難以置信地瞪着我 說：“你說甚麼？”我一下子猜不透她的想法，又重複了一次，她悲愴地說：“分手吧！我們大家都不是對方所期待的人……”倩如走了，沉重的身影消失在寫滿霓 虹的長階上。

九龍壁還在嗎？教育學院會破落嗎？辯論隊的小天地在哪呢？……走在看不到邊的新校區，我迷路了，第一次留戀小山頭的幸福；抬頭仰望那沒有中心的天空，像一座沒有頂峰的山，又像倩如迷戀的廣場。

散文:我所仰望的校園

  中大即將踏入五十二年，回望過去，中大人都作出了不少的選擇，不但改變了他們自身，更改變了香港……中大最令人引以為傲的，不只是學術成就，是人文精神的實踐……我們，就在這樣的氣氛和歷史下成長。

    【《我們避無可避，亦退無可退》，張秀賢，香港中文大學開學禮上的發言稿，二○一四年九月一日】

親愛的母校搬家了，回首四年學士、四年碩士的生涯，縱然談不上刻骨銘心，還是充滿回憶。

忘 不了開學當天，我獨個兒撐着小傘爬上“長命斜”的艱辛，而最最最諷刺的是，同學告訴我“其實是可以乘電梯的！”——這就是我當時的狀態，糊裡糊塗、神不守 舍。辯論隊是我唯一曾發光的地方：怎麼忽然當起隊長？怎麼經常得最佳辯員？同班同學都不敢相信，我自己也是，但我還是有光輝過的，縱然辯論內外，我是完全 不一樣的兩個人。

……坦白說，澳門大學不是我夢想的校園，教育學院也不是我最初想進的學系，如果不是因為父母在移民前聲明：只要不 去內地（我讀紅底學校，不去內地等於只能留澳）、不入傳媒、不談政治，做甚麼都可以。於是我放棄了夢想的傳意系，孤注一擲投考教育學院。那時候，教育學院 是唯一只收“一成學費”的院校，很多人以為我們入讀是“貪平”，而教育學院的辦公室當年也是全校最破落的。每次想到此，我未免失落，特別是，有機會去香港 中文大學作辯論交流，感受別人校園文化的時候。

時至今日，我媽仍不喜歡我寫文章、談政治。其實她不明白，在怎樣的教育環境下，必然長成怎樣的一種人格。如果要追究，應該從她培養我的方式開始吧。假如成長可以重寫，不知她是否想把我培養成書不沾手、頭腦簡單的樣式？

怎 樣的環境，造就怎樣的人格。和很多校友不同，我為學校終於有條件建宿式書院而驕傲，情況如同我知道，教育學院今天只會收填報第一志願學生時的吐氣揚眉。但 是表面的光輝不會永恆，要成就一所值得仰望的高等學府，更重要的是擁有自由的空氣和高尚的追求。地域和名稱不可能制約人的發展，只要我們有堅持向善的心。

鏏  而

人生之路只能一個人走下來，沒有依傍，沒有導師。哪怕你一直在隨大流，那也是你的選擇。……

    人們感歎，一片飄零的樹葉，無法阻擋洶湧而來的大潮。但即使是一片樹葉，你是否有過掙扎？你向哪個方向掙扎？……

    曾有一位西方哲人面對放棄的忠告時說：我不是要改變世界，我只是不想改變自己。也就是說，“你不能決定明天的太陽幾點升起，但你能決定幾點鐘起床。”

    【《中國將大變，要站在正義一方》，中國政法大學叢日雲教授在畢業典禮上的演講，載於微信公衆平台，二○一四年五月四日】

叢日雲教授之言，像針尖一樣刺痛着我的心房，想想這一陣子華人地區的各種爭端，如狂風掃落葉般衝擊着人們的思緒，立在漩渦中心的我們，應該是隨水漂流，還是固守自己？當是所有人自處的思考。

“左右紅藍綠，誰叫信得過呢？”學生懇切地問。

“信自己吧，生活就是一場抉擇。”我放棄了指導的特權。

作 為辯論人，我們每個人都能說會道，且很有主張，但當你曾經站在 “正、反”雙方交鋒的邊緣，其實我們心底都知道：誰都無法佔領絕對的高地。在台上，無論支 持與否，我們都會告訴自己“有前無後，打死罷就”，但在台下呢？我們需要為自己作出取捨，然後選擇一條相對可行的路，最後也是要告訴自己“有前無後，打死 罷就”。

在辯論場外，我很少和學生作結論，因為我覺得，保留自己的追求是重要的，我最不喜歡盲目聽信權威的孩子。面對抉擇，最重要 的不是 “向哪個方向掙扎？”，而是“是否有過掙扎？”孩子，你得保留屬於你自己的權利：認真了解過實情，並在當中掙扎過。而這掙扎的過程，就是體現你們 選擇自主的證明。

龍應台在《大江大海——1949》裡，寫出了選擇的無奈：走還是不走？走，是一輩子；不走，也是一輩子。無數人的 悲劇就從那一刻所做出的選擇開始……“一滴水，怎麼會知道洪流的方向呢？”但我更喜歡引文中，那位西方哲人的詮釋：你不能決定明天的太陽幾點升起，但你能 決定幾點鐘起床。

也許，我們只能化作一片落葉，但無悔於自己曾經醒來！

文/鏏  而

    我以為在現今的港澳社會，要争取所謂的男女平等，先由女人自己做起。女性先不要將自己定位為站在男人身後面是正常，站在男人前面就是出位的“前衛女人”。

【《雌雄同體》之〈中性二題〉，作者：沈尚青】

廿 一世紀的女性地位，相對於前輩早年討論的情況，大概有了明顯的改善，例如：更多女性從事專業工作，更多女性做到經濟自主。由於女性的比男性心智發展成熟， 加上傳統的教育制度一般比較強於記憶，女性近十年在學業方面的優勢明顯，是故近年又有不少教育學家提出了男孩危機論。而在香港，由於女性地位的提高，很多 女性寧願選擇獨身，也不隨便擇偶，故又出現了港女文化──蠻橫無理，需要男性千依百順，呵護備至。但當中所謂的“男女平等”，往往只流於情感上的自戀，卻 失去心靈上強大的支撐。有時候，我甚至覺得，一部分女性並不享受男女平等所賦予的力量，她們只想以女性身份去佔特權，一方面以“男女平等”去制約男權的擴 張，另一方面，又以“lady first”的心態，期望處處得到男性的垂憐，做到“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

就以近年網上 大熱的怨女文化為例吧：少年十五二十時，女性開始追求公主夢，大談“我傷心的時候，你不在；我生氣的時候，你沒忍耐；我受苦的時候，你沒出來……那我為何 需要男朋友？”，仿佛公主生來必須要依賴男人，男人被女人依賴是畢生的榮幸；人到中年，又開始埋怨“我為你生兒育女，放棄工作，埋沒夢想，貢獻青春……最 後竟得不到珍惜，可憐可憫”，仿佛女性在愛情中從未有過選擇權，故無須對自己年少的抉擇負責。既然世界提倡“男女平等”，那麼，女性就沒有放棄所有去依賴 男人的必然性，在擇偶時，應該放下“想當弱者，想受保護”的膚淺原則，把尊重獨立自主放於首位，且堅持婚後工作和經濟自主。選擇放棄工作，決定生兒育女， 都不過是一種個人選擇，男女均可的，而不是為男人放棄工作，為男人生兒育女。女性要自尊自強，才可以把握自己的命運，追求真正的男女平等。

在職場上，女人撐起半邊天，已經被普遍認可，但在心靈上，女人是否真正撐得起半邊天？要求別人尊重其工作、學習，以至追求夢想的權利，還是在於女性自己的選擇。

文/ 鏏  而

回教徒和猶太人在彼此屠殺，衣索匹亞的老弱婦孺在一個接一個地餓死，紐約華爾街的證券市場擠滿了表情緊張的人——我，坐在斜陽淺照的石階上，願意等上一輩子的時間，讓這個孩子從從容容地把那個蝴蝶結紮好，用他五歲的手指……

【《孩子你慢慢來》，作者：龍應台，時報出版社，二○○八年二月十二日】

第 五年了，我一直堅持辦個聯校辯論交流的活動，但一直沒有得到很大支持。上級曾經要求我們修改活動的定位，因為“全澳大賽”的名目，比聯校交流亮麗得多，但 我堅持：交流、訓練、實踐才是活動的目的。隨着小城庫房水漲船高，學生活動也是錦上添花，過往我們可以自掏腰包辦事，但今天卻是寸步難移，因為舉目四顧， 大大小小為“人生勝利組”而設的貼金競賽、學習、遊學等，實在讓人無力競爭。去年學生參加一個比賽的獎金，就比我們整個活動的營運經費多。我覺得氣餒， “明年別辦了，大家放暑假去！”但是畢業生們卻堅持點亮這盞燈。

求贊助固然難，找樂意來的、有水平的評判也不易，因為習慣參與高水 平競賽的資深辯員，看着水平參差的參賽者會難掩不悅。於是，朋友又會笑我：“叫咗你搞全澳賽啦！有老師幫勁好多！”作為曾經的前線教師，我當然明白有老師 在旁協助的重要性，但想起過去年終無休地為學校名次拼命的歲月，不禁心頭一緊。為甚麼不可以放下成敗的包袱，鼓勵孩子自己學習，輕鬆試煉呢？為了經歷具備 “交流、訓練、實踐”的完整的學習過程，我們也設有比賽項目，近年又引進了新賽制。可喜的是，每年的參賽者都有增長，但依然年年都有評判指出：學生根本沒 有能力駕馭“奧瑞岡辯論”賽制。

我一直不明白，為甚麼比賽不可以是一個學習駕馭的過程，而非得要駕馭好了，才有資格嘗試？那一刻， 我會想起了引文中那不會打蝴蝶結的小孩，還有二十多年前，孤身走進暑期活動辯論訓練班的懵懂女孩——如果，沒有不設門檻的學習機會，就沒有今天的我。因為 感恩，所以堅持，謹以本文獻給願意承傳這份教育理想的師長和孩子們。

文/ 鏏  而

不被一些報紙看重，甚至貶抑下的記錄，難道不是一個難得的記錄？它更是歷史的一部分。

    【〈二十萬人的記錄〉，幫港出聲網站，二○一四年七月十九日】

看 到以上文字，你大概會以為是泛民主派人士的申訴之詞吧。非也，那是香港建制朋友組織的“反佔中簽名活動”， 他們在行動中聲稱，佔中九天才有七萬人出來投 票，香港人求和平，不要暴力及佔中的簽名活動，只一天就是“佔中”的三倍人數了云云。反對一方縱然找來諸多“被誤導例子”，但主持簽名的一方，設有 “誠 信聲明書”，又有身份證登記程序，可謂功架十足，一點都不粗疏，要說多數市民陪造假、玩作弊，的確也是不可能的。情況如同每次社運，官方和主辦方的估量縱 然不一，但大體上參與人數是假不了。

有人高興，有人愁。作為反對方的泛民主派支持者，看到的自然是憤恨，但持平一點看，當大家手法 相同，其實反映的情況也是基本相同——直接民主的利與弊。弊在於，容易偏向一面之詞，且結論粗疏；但同時具備相同的利——可以直接反映人民訴求，促進了公 民參與的熱情。有人認為，彼此爭相鬧事加劇社會撕裂，但另一角度，也可以是彼此放下干戈，公平競爭。建制派需要收集民意去證明自己，顯示民意的價值，相對 於空口說道，肯定是向民主邁進了一步。

老實說，要談“直接民主”之壞，可以說上幾天，諸如直接民主的始祖瑞士，其行政效率之低、生 成問題之多，可謂街知巷聞，但這是否代表“代議民主”和 “協商式民主”可以取代“直接民主”呢？也不必然。因為“代議民主”和 “協商式民主”容易被當 權者操控，其民意的代表性不易被落實，而“直接民主”式的社運，則可成為一種建制外的發聲途徑，雖然當中的民意並不全面，但不全面的民意也是民意，對施政 起着不同程度的參考價值。

同一句對白，不同的站方，大家都願意踏出一步，以理據去展示自己的實力，是社會公平的起點，也是公民素質提升的證明。這比特首候選人的提名方法如何，更值得可喜，未知對岸的聲音，會否給我們一些共鳴？

“我希望孩子和家長對人生能有新的認識，考試成績不是判斷一個學生成功與否的標準，要懂得人生還有很多的風景。”

    【《一位特級教師在她女兒自殺後的教育反思》，“家庭 · 教育”網站，二○一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一直被身邊人稱讚為“成績優、品德好、情商高”的女孩，忽然遺下“請不要救我”的遺書撒手人寰，作為優秀教師的媽媽事發後才知道，女兒受強迫症折磨長達八年，在無法撫平的傷痛中，她用畢生勇氣寫成一部生命教育的血淚史，勸諫活着的人。

這 事不禁讓我想起自己和家人在育兒事上的糾結，我媽一直不同意我對兒子的“放任不干預政策”。那天，老師打電話來說孩子經常忘記帶學習用品，祇要違規達到五 次，成績多好均不能得獎……每次聽了老師的勸告，我會向孩子複述一次，並和他們探討改善之法，如：檢查方法和罰則。到了孩子再犯，我們又重新檢討一次，雖 然問題最終也改善了，但獎項也因此丢了。我媽特別生氣，她認為罰則遠不如出手幫忙檢查有效，怕孩子從此成就比不上別人會自卑。為此，我們進行了史無前例的 爭吵，而這也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正面違抗我偉大母親的意旨。我堅持自己的做法，不是因為我覺得自信不重要，而是我覺得一個人是否自信，並不在於他是否能 得到世界的認同，而在於他是否能憑一己之力去駕馭世界。在前線教學的十多年中，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品學兼優的孩子不見得比成就平平的孩子自信，因為 有些孩子的精銳是在家人鞭策下形成的，為了永遠保持高飛的狀態，日子過得特別累；低飛的孩子雖然平庸，其自信在於能夠把握自己。所以，我不想幫助孩子追逐 世界的高標準，我會告訴他，榮譽對父母來說是不重要的，但不改善缺點的代價需要自己去承擔。

以上文章是我給我媽的帖文，我期望她能從中明白我的想法，並了解到，願意坦誠對話，爭吵也可以是一種溝通。同時，我也希望她不要為過去總“自以為失誤的教學方法”耿耿於懷，因為沒有一個人是完美的，也沒有一個人需要完美，包括我們為人母親的。

社會如果走到“連在十字路口看到紅燈，都會懷疑紅燈是假的”，還談什麼方向、目標？……民間對待政府的態度，停留在戒嚴時代，“反抗權威權力就是道 德”；但現在的政府是我們一票一票選出來的，怎麼跟過去比？現在最新的挑戰，是掌握知識權，知道什麼時候該批判政府、什麼時候又該當政府的後盾，“這需要 更深沉的深思明辨”。

    【《台灣人心底須徹底解嚴》專訪龍應台，記者：陳宛茜、蔡惠萍，聯合報，二○一四年五月十六日】

台灣作家兼現任“文化部”部長龍應台就最近的社會氛圍提出了以上論調，被一衆網民狠批“二十多年前點燃‘野火’、呼籲人民反抗政府的龍應台，當官後理念竟變調，是精神分裂了嗎？”

其 實，曾經是“蛋”，最後成“牆”，而被指背棄初衷的，又豈只龍一人？到底是權力讓人腐化，還是角色引起矛盾，因人而異，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政府與人民之間 有着一定程度的對立面。相對於牆，蛋的弱小自是可憐可憫，但在於蛋本身，永遠的軟弱到底是一種宿命，還是一種自戀？我沒有愛上蛋的一方，因為我不想沈溺於 懦弱，社會是需要人去承擔的，而利益的爭奪將永無止境。我不會永遠站在蛋的一方，更重要的原因是，我相信在民主社會中，沒有人需要做永恆的弱者，當蛋與牆 可以因選舉機制進行交替時，你會發現，彼此的角色可以經常逆轉，不變的是，只有反對派才可以“永遠站在蛋的一方”來談公義。而在周而復始的循環中，你又會 發覺，蛋和牆對社會發展的影響並非二元對立，因此，在爭取自身權益的同時，蛋也需要明白牆的付出，體恤那些為我們撑起決策重擔的官員們。

如 果可以選擇，我不想永遠當蛋，我期望自己能站在有理的一方，但在複雜多變的社會中，什麼才叫“有理”呢？這大概需要一定的知識和智慧吧。因此，我認同龍應 台：在眞正的民主社會中，最大的挑戰是掌握知識權，知道什麼時候該批判政府、什麼時候又該當政府的後盾，“這需要更深沉的深思明辨”，人民和政府以“信 任、鼓勵”代替“對抗”，以理性克服情感。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站着活着是一個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能夠站着，這個世界上沒有人願意跪着……

    也許在很久以後的未來，我們的孩子的孩子們的時代了，那時候自由之光普照大地，每一個站着的人們，或面朝大海，或面朝松濤，能夠大聲地發出沒有強權脅迫的聲音，這聲音，比擁有整個世界還令人期待，令人嚮往！

    老師：有站着的自由，難道不比擁有整個世界更重要嗎？

    【《自由比擁有世界更重要》，作者：佚名，聯合新聞網，二○一四年六月十一日】

“人，只有在自己站起來之後，這個世界才能屬於他”這是本年四川高考作文的素材，大陸網絡上熱傳一篇名為 “人有站着的自由比擁有世界更重要”的零分作文，文章已證實是虛構的，但卻道出了廣大民衆的心聲，也深深觸動了我。

談 跪拜文化和社會事實的文章數之不盡，當中觸動我的，不僅僅是 “打倒強權的快感”，而是文人自處的思考：能夠站着，這個世界上沒有人願意跪着？其實這假設 並不完全成立，文中虛擬的作者，那個不介意零分的孩子，不就選擇站着嗎？因此，不是所有人都不能站着，前提是：你有為自由放下整個世界的決心，並無悔於自 己可能一無所得的選擇。

“站着”和“跪着”本身就是個抽象的比喩。一般百姓認為，與強權對抗就是“站着”，但強權的定義又是甚麼 呢？在社會眞實的場景中，政府代表了“強權”；但在網絡的群衆平台，很多時候“民粹”更強，動不動就截圖抹黑，甚至網絡欺凌。有些人在眞實世界永遠跪着， 到了虛擬世界則站起來了，成為另一種強權，要求異己通通“下跪”。然後不同的知識分子，又在公共空間互斥“空談誤國”，但你永遠看不清誰才是眞正的“空 談”。

我覺得在任何情況下都能“說眞話”才算是 “站着”。作為社會良心的文人，我們旣是受機制管制的人，又是建構機制的重要一 員，當能發揮自身的影響力，做到：有讓別人“站着” 的器量——無論對方是“空談”還是“實談”，也應該像文章的作者，有放下世界去追尋眞理的決心，堅 持“自由比擁有世界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