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集得的資料，對政府在規劃和制訂政策方面，特別是有關敎育、房屋、交通、醫療和社會服務的政策，尤為重要。此外，私人機構在釐定業務方針，以及硏究人員在進行各項社會和經濟硏究時，這些資料亦極為有用。

    【《人口普查簡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府統計處，二○一○年】

    看到明報文章〈人口普查：先生小姐，我們不是要查你條命〉：“一個個名字一個個單位被簡約成整整齊齊的數字和交叉……那些安坐辦公室的專家指手劃腳地分析……我們抽取每個人身上最容易量化的部分……不需要記錄那個人生活得快不快樂，壓力大不大；我們只需要塡上他們的出生年月份、職業、收入、乘甚麼交通工具上班上學、六月三十日凌晨三時在不在港……一個婆婆曾以粗言拒絕受訪，大喊了句‘查你條命！’……人口普查，不是要查你條命，只是要在你身上拿一些有用的東西。”

    曾從事硏究工作的筆者不會不知道“人口普查”的意義，但讀到以上小普查員的文章，又重看了一次官方的詮釋，心情竟然久久不能平伏——到底這堆數字能眞實地反映人民生活的需求嗎？在“齊參與，人口普查；共建設，美好明天”的亮麗口號下，建設的是整體的美好明天，還是一小撮人的美好明天？

    當社會越來越講求科學化，量往往成為了一個指標，而取代了質的眞實意義，如：醫生可以因為某項指標不正常要求能吃能睡的孩子留院察看，卻沒有人跟進具體工作，整天都沒有醫生巡查和檢驗，也沒有人關心留院對病人心理和家庭所造成的壓力；學校以國際測試指標和升學比率宣稱敎學質量良好，卻沒細思學生來源、家庭族群和學校制度的影響力，然後社會把光環投放在實行 “大班學習”，難以講求敎學精細度，把學生從精英金字塔中淘汰掉的名校頭上。凡此種種情況，量化硏究成為一個追求數字的形式，數字成為支持各種“目的show”的工具。

    在此，筆者並非否定量化硏究的意義，只想反思——“人口普查”的終極成效不是一堆數字，而是操作者在數字背後所下的心思，否則，再大規模的調查也只是勞民傷財罷了。

        拯救男孩，要從發現男孩、了解男孩開始，父母（特別是父親）、學校、社會都要給予男孩人性化與科學的指導，只有這樣才能為社會造就眞正的“男子漢”。

    【《男孩危機?!：男孩家長必讀手冊》，作者：孫雲曉、李文道、趙霞，三聯(香港)出版社，二○一一年三月一日】

          因為筆者育有兩兒，又熱衷學習敎養方法，從事敎育硏究的友人送我以上著作。“現今男孩不爭氣”等言論在坊間常有聽聞，但卻沒有以下數據來得震撼：

          一九九九——二○○八年資料顯示，高考狀元中男生的比例已從66.2%下降至39.7%，女生比例則相應地由33.8%上升至60.3%。

          國際組織（OECD）的學力評估（PISA）指出，在美國、英國、日本等的三十五個發達國家，女孩語言、數學和科學敎育評分均高於男孩。

          美國《商業週刋》指出：“從幼稚園到硏究所，男孩變成弱勢。”二○○○年拿到碩士學位的女生是男生的1.38倍；大學中，男生的成績等級主要為D和F；高中輟學人群中約80%是男生；就業後僱主對女孩的工作評價較高。

        作者認為以上情況主要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為幫助女孩獲得學業成功對學習內容作出調整所致。我非常認同書中所言，現今學校敎育不利男孩發展，其對男孩的扼殺主要是在早期敎育，男孩生理及心理發展均較遲，於是出現以下現象：

    1、男孩開始寫字時不及女孩漂亮；

    2、男孩不能長時間坐着學習；

    3、男孩不擅長記憶和背誦的學習模式；

    4、男孩不喜歡以成人的價値觀為標準。

          加上男孩動手能力、批判思維、空間和身體智能等優勢，無法在敎育中得到合理的評價，致使男孩在早期發展中被視為不優秀，當社會、父母，以致學生本人均以學業成就作為衡量個人素質的標準時，將長久地影響男孩的自我形象和學習信心，造成無法估計的傷害。作為父母，我們無法改變環境，唯有改變自己——不要看重學力評比，尊重孩子個別發展，協助他找到專長，而最重要的是，永遠支持和相信兒子有成才的能力。

       以成就為取向的社會，綁架了我們的幸福快樂。你可以大力反擊，起而控制本身的命運，從令許多人喘不過氣來的桎梏中，把自己解放出來。

    【《今天！就過你想要的生活》，作者：史帝芬·夏畢洛，羅耀宗譯，梅霖文化出版社，二○○六年十一月廿五日】

    上星期參與一群“九〇後”的辯論賽，親身見證了“港澳九〇後前景危大於機”的比拼。從辯論技巧看，賽果並不意外，意外的是在香港九〇後眼中的危，不是天災陰霾，不是世界戰禍，不是社會不安，不是居住問題……而是全球化競賽——周邊地區的崛起讓他們失去優勢。隨着各地相繼發展，香港不如從前一枝獨秀是必然的事，所以辯方的理據相當充分，但失去優勢就等於危大於機？難以在世界級尖端人材中競爭就是危大於機？勝方的立論確也奇怪。最不可思議的是，在賽後檢討的時候，澳門的九〇後也認同此理。

    賽後，我一直在想，九〇後看到的前景是什麼呢?在他們眼中，只有失敗者的恐懼，根本不存在生活的概念，他們沒有擔心國際氣候，沒有想過生活環境，沒有懼怕道德淪亡；對唾手可得的敎育機會不覺得感恩，踏實求進的普通工作不屑一顧，家庭和社會的關顧被視作理所當然。當人的自我價値建立在與別人的比較而非自我完善上，便無法把握快樂。他們一心只想超越別人，無暇感受眞實生活，更沒有想過被人追趕，甚至超越，可以造就“雙贏”，因為新興區域崛起，可以帶來全球性的躍進；生活水平拉近，促使社會和諧穩定；人才良性競爭，帶來進步動力……領先只是一種心理上的滿足，“互利共贏”才是人類的共同願景。

    在客觀環境上自身條件不好的新加坡可以持續發展，背靠祖國，根基尙可的港澳怎會危大於機？從個人能力，英語不算精良的日本也可創造頂級高科技，能操三文兩語，身懷百般武藝的港澳九〇後何需憂心語言能力被比下去？其實，我們的九〇後不缺什麼，最缺乏的是對眞實生活的認識和面對挑戰的志氣。這場辯論賽，雖則沒有辯出重點，卻從他們的認知中辨出了“危”的重點。

      不管是今天的窮人，或明天的富人，抑或永遠的窮人，我的價値取向是：做一個眞誠的人，有一顆善良的心，活出人的尊嚴。

    【《有尊嚴地活着》，作者：洪池，時代文藝出版社，二○一一年一月一日】

    不久之前寫了一篇文章質疑為“三百蚊”抗爭的年輕敎師，文章由提筆到刋出不足一星期，事情已有了逆轉，冷靜過後，他們終於明白問題癥結，並於五一當天高舉“我是敎師，我愛敎育”的旗幟。喜見新生代老師的成長，作為長輩，我覺得有必要給他們一個平反。

    回歸到問題之初，是大家對“尊嚴”一詞的解讀不一。在功利主導的社會風氣下，人們往往把“金錢”與“尊重”劃上等號。博彩業起飛之初，敎師總以薪酬與莊荷相近為恥，卻忽略了莊荷需要長時間輪班，工作環境混雜，內容枯燥等狀況。敎師也是人，沒錢的確萬萬不能，但當待遇已達中游，錢眞的就能體現社會尊重嗎？妓女時薪比敎師高，那代表她們更有尊嚴嗎？如果補習天王的身價比資深敎師高，是否代表價高者更受尊重？由此可見，敎師以金錢去衡量社會認同的思維模式是不正確的。

    《有尊嚴地生活》（吳甘霖、鄧小蘭）一書中指出“受人尊重是能力，給人尊重是敎養”。從“小我”而言，敎師的尊嚴源自敎好學生的能力，作為曾經的前線敎師，我從未因“待遇不佳”氣餒，卻總是為工作多而難精感到無力。那年接受《敎師雜誌》訪問，我坦言無法兼顧學習和生活，當我們天天要求學生閱讀求知，自己呢？可以用於學習的時間那樣少，站在講台的我們面對日新月異的科技和與時並進的要求時顯得那樣蒼白，請問高薪如何買到學生的尊重？當我們一天到晩忙於機械性工作，無法給學生一個親切的問好，更別說給予個別輔導時，請問高薪如何買到家長的認同？從“大我”而言，社會給予你的尊重源自“有敎養的公民”，敎師的價値觀如何，敎出的公民也如何。我明白，年輕敎師需要房子，但誰不需要呢？當社會上最低工資的一群為了十元八角掙扎的時候，你們手上的“三百蚊”顯得那樣高貴！我們需要為公義站起來，只有具素質的靈魂工程師，才能打造優質棟樑，社會才能給所有人以尊嚴！

    喜見新生代敎師群以身作則。最後，我想送他們一句：每個人都需要錢，每個人都想要尊嚴，但尊嚴決不是用錢買回來的！

        歐洲民衆投以熱切關注，是“老歐洲”的“精神勝利法”／國民只有通過對王室的關注來緬懷昔日帝國的榮耀，在歷史短淺的美國人面前獲得一種歷史和文化優越感。

    【《嫁入王室：“灰姑娘童話”折射了甚麼？》，作者：燕舞、肖華東，原載：中國互聯網新聞中心】

        對於生來尊貴的王族，及其童話式婚禮，衆說紛紜，多數人認為他們是“不勞而獲”的幸運兒，有人羨慕、有人不屑，鮮人有了解其背後的意義。

        英國史硏究會閻照祥副會長指出，王室是旅遊資源，其加冕禮、婚禮，都能吸引大量旅客；朱凱在《金闕風雨——西班牙王室》中稱，“公主嫁出去和王子娶進來都是國家大事，有政治意義、軍事意義和經濟意義。而今這類王家婚禮變成了旅遊業的大事，因為雲集的名人和古式的豪華場面是吸引國內外旅遊者的最佳項目。”

        事實上，王室婚禮所帶來的經濟收益比荷里活大電影多，不同的是，電影主角在落幕後可以做回自己，而王室成員卻不能。在華美的包裝下，他們無法離開尊貴的場景，過自己喜歡的生活。資料顯示，西班牙王儲菲利普、英國威廉王子，以至北歐三國丹麥、瑞典、挪威的王室都趨向過平民化的生活，但每個生活歷練都逃不過傳媒的眼睛，彷彿是鎂光燈下刻意經營的情節一樣。過去，王室成員只能與貴族通婚，今天卻引入平民，但實際上，這些所謂“灰姑娘”殊不簡單：西班牙王妃萊蒂西婭出身世家，祖父和父親都是著名記者；香港的丹麥王妃文雅麗精通中外四語；日本王妃小和田雅子畢業於哈佛大學，在外務省業績不俗。學者朱大可稱： “灰姑娘其實指的是歐洲的中產階級，不是我們所理解的平民……現在的王室大婚是貴族和中產階級的結盟。”事實證明，很多王子平日靠花天酒地緩解王宮生活的沉悶，但眞正結婚時，都必選端莊穩重的女性，以取悅公衆。威廉王子與凱特不日大婚，各大報章刋登的竟然是“坎特伯雷大主敎威廉斯讚揚新人的生活態度，並給他們高度信心”。自己成婚了，為甚麼要別人給予評價和信心？普通人婚嫁猶嘆“仿佛是家人和朋友的事”，而童話式的婚嫁，卻是全世界的事。

         閱讀上文的你，在欣賞童話婚禮時，是否願意收起“不勞而獲”的鄙視，給“身不由己”的主角們眞摯的掌聲和祝福？

        敎師到底最需要甚麼？是金錢？是名利？／其實，敎師最需要的是一種快樂！是認識自我、發現自我、發展自我、創造自我、成就自我的快樂，這種快樂會淨化你的心境，使你愈來愈感受到活得有價値、有意義，愈來愈能體悟到人生的眞諦。

    【《敎師最需要甚麼——中外敎育家給敎師最有價値的建議》，趙國忠主編，江蘇人民出版社，二○○八年三月出版】

    “三年來津貼只加了三百蚊……這就是特區政府認為我們値得的回報……五月一日勞動節，我們齊聚一起，爭取尊嚴！”以上文字引自面書“澳門敎師”群組，此外，其他討論區不滿之聲同樣舖天蓋地，正是“三百蚊”擊起千重浪，一發不可收拾。

    作為曾經的私校敎師，我很明白與公校相比“同工不同酬”的辛酸，但公職人員待遇較佳已是不爭的事實，敎師不是唯一。別說公私校之爭，不同私校敎師的工作量、待遇和福利均有差異，公平性又如何談起？只有《私立學校敎學人員制度框架》的落實，才能眞正趨向平等。框架久等多時，從來不打算為此抗爭的一群，卻計較區區“三百蚊”？實在難以服人！

    我不是反對敎師抗爭，問題是“抗爭的理由”是甚麼？說“生計不保、福利不好”，同樣受過高等敎育的新聞工作者難道就更好？氣憤的一群說“三百元不能買回尊嚴”，我極度認同！但計較“三百元”就很有尊嚴嗎？如果今天加的是三千元，情況可有不同？到底大家生氣的是政府以“掩口費”去逃避無能，還是“掩口費”太少？到底要多少才能買回工作上的無助？又要多少才能買回敎師的價値？

    有敎師離隊是事實，但當中很多是甘心放棄高薪去尋找新生的，而非大家所言，因為生活艱難。筆者也是暫時離開的一員，有人惋惜，有人嘆息，而我只覺“人生停留在同一片天”很可惜。十多年了，我在敎學相長中成長，給學生的勉勵是我自身成長的動力，是這份職業特有的尊嚴敎我認識、發展、發現、創造、成就自我——“敎師尊嚴何價？”我覺得是無價！

        在講求綠色能源的今日，核能發電重新抬頭，除了沒有造成地球暖化的溫室效應氣體問題，能量密度高、效率也是其強項。在開發如太陽能發電和風力發電等新能源的同時，智慧電網也在調節電力需求、提升電力效率上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智慧型能源》簡介，作者：日經BP社，晶靈國際出版，二○一一年二月一日】

    在新書推介中看到這段的簡介，感覺非常諷刺，出版還不足兩個月，“智慧型能源”的神話便吿破滅。當全世界為日本大地震和海嘯造成的巨大破壞驚魂未定，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1、2、3、4號機組相繼失靈，出現如世界末日般的厰房爆破情景時，按理應能給各國提供“撥亂反正”之機，但情況卻並非如此。“美國的奧巴馬、俄羅斯的普京、法國及歐盟和中國政府等都表示不會因為這場災難放棄核電站的建設，更不會關閉現在運行中的核電站。”（引自三月廿八日新浪香港）

    很多市民對各國首腦的執迷大惑不解時，卻忘掉了自身對科技的追求也成了“自取其害”的幫兇。書中提到人類“美滿生活”得來不易，單在美國，就有“Google、Intel、IBM、TI、GM、Whirlpool等包含IT、汽車、家電等非傳統電力業者”，為打造未來的智慧家庭、智慧照明、智慧家電等全智慧電力世界提出巨大的能源要求；而在中國大量燃燒煤炭也給社會帶來沉重包袱。去年全國消耗煤炭三十多億噸，煤炭空氣污染使中國成為衆矢之的。運輸煤炭消耗了大量的石油資源，資源枯竭和安全事故不斷，嚴重影響了國家的能源和環境安全，也影響中國十三億人現代化的進程，因此，發展核電是解決中國能源環境問題的重要環節。

    當大家對iPad 2的誕生趨之若鶩的時候，高科技一大巨頭的災難為我們敲響了警鐘，在埋怨各國自取滅亡的同時，我們也得清醒地回答自己：高科技生活的便利與人類的存亡，到底孰重孰輕？當魚與熊掌兩不兼得，我們是否願意返璞歸眞，放棄那些生活上的便利？

        這是一個祭拜祖先的節日，掃墓、祭奠昭示着血脈的繼承，使祖先與後代之間有了聯繫，讓年輕一代知道敬老尊賢、愼終追遠。

    【《話說清明》簡介，作者：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八年四月一日】

         清明節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節日，而掃墓則是“昭示着血脈繼承”之集體活動，此習俗一直延續了數千年，隨着生活模式的轉變，倒是發生了一些變革。

         由過去的“大家族”到“小家庭”體系，由“子女成群”到“一個起兩個止”，掃墓團隊的規模小了。同輩不再相約出行，後輩關係較前疏離，凝聚家族力量的意義減少了，餘下的主要是對先人的思念。物質豐裕，時間和心力不足，是現代生活的特質，這種特質在掃墓形式中也有充分的體現：

        人們不再花時間相約同族遠親，不再費精力做掛紙、培墓、打馬球、蹴鞠、揷柳等細節活動，卻把全副心力放在如何給先人物質享受的領域上。清明節紙紮產品不單層出不窮，也特別強調“排場”，無論家用電器、手袋背包、衣服鞋襪、手機電腦、跑車遊艇等，都是最新款、最優質、品牌最名貴的。

         為了省時省力，最近廣州、北京、靑島就出現了“代人掃墓” 概念新奇的新鮮事，“受人錢財，替人掃墓、磕頭、燒元寳等”，讓人意想不到的是這些“代掃墓”服務竟也客似雲來，生意不絕；走在資訊科技前線的，又可選擇在互聯網中，做些文明祭祀，一家名為“無盡的愛網上紀念館”，從二○○七年建立至今，已經有七萬餘位建立網上紀念館，祭奠自己親人、朋友的客戶。

        無論你接受與否，現代人把生活價値融入傳統習俗已成事實，在沒有違法的情況下各取所需，並無不可。値得關注的反而是，有否造成人為之禍。除了燒冥鏹造成之火災，鮮有人知道，那紙紮產品未經證實可以給先人物質享受前，已證實會造成大量的浪費。中國消費者協會最近發表一項調查結果，去年清明節祭祀期間，全國共燒掉逾千噸的紙張，花費約一百億元，造成嚴重的“白色浪費”問題。在此，筆者希望各人在向先人致意的同時，也能把現代低碳生活之概念融入清明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