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久很久以前，澳門東望洋山與大炮台山之間的小谷地末端，有一個地勢較低的地方。每逢下雨天，雨水就從兩邊山坡流下，讓小窪地變成了一個游泳池，小動物們最喜歡來這裡嬉水。

有一天，小狗聰聰和明明也撐着小傘去湊熱鬧。小水坑裡的動物很多，你擠着我，我擠着你，一不小心，在水裡團團轉的小青蛙竟碰上聰聰的頭。

“哎！你幹嘛不看人呀你？”聰聰不滿道。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失魂的小青蛙忙道歉，但一轉身，竟然又碰到明明的腳。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小青蛙繼續道歉。

“沒事！你是身體不適吧？需要幫忙嗎？”明明關切地問。

“沒事！沒事！”小青蛙一轉身就消失了。聰聰和明明則繼續在水中遊玩：和壁虎兄弟玩水球，和烏龜叔叔玩捉迷藏，和金魚小妹玩跳高……好不高興。聰聰、明明一直到天黑才回家。

第二天，聰聰又去找明明，想約他去小水坑游泳。

“明明，我們去游泳啦！”聰聰在門口大喊。

“不啦，今天天氣好熱，不如我們一起留在家看書。你看！這本《科學大世界》可厲害啦！”

“不看！書有甚麼好看的？我們還是去游泳吧！”

“但是，今天太陽那麼猛，水都被蒸乾了吧！怎麼游泳呢？”明明解釋道。

“太陽猛不是正好游泳嗎？你不想去就算了，別亂說一通！”聰聰生氣地離開，決定自己一個人去游泳。怎知到了水坑，水果然都蒸乾了，留下一片濕濕的泥巴。

“水坑上哪了？為甚麼不見了呢？”聰聰失望地在泥巴上打滾，突然身體碰着一條軟軟的黑色物體，看樣子，好像是一條尾巴呢。

“水坑走了，忘了帶尾巴？”聰聰自言自語，碰巧被剛飛過的小麻雀聽到。

“水坑怎會有尾？你沒讀書的吧。傻瓜！傻瓜！”小麻雀一股勁地嘲笑聰聰。

聰聰不明白小麻雀說甚麼，不過對方提到讀書，就想起愛讀書的明明。

於是，聰聰便跑去請教明明：“看！水坑不見了，留下了尾巴，我們怎樣還給他好呢？”

“哎呀！水坑怎會有尾巴呢，一定是小動物們留下的！”

“小動物留下尾巴？”說着，聰聰轉頭看着自己的尾巴，幸好還在呢。

“這不是我們的尾巴，因為小狗的尾巴是有毛的，而這尾巴卻沒有毛，對不！”聰聰自滿地說。

“對！但哪是誰的尾巴呢？讓我看看！”明明拿起尾巴細心地觀察，然後在書架上拿出一本百科全書翻閱，仔細地分析着“金魚不會斷尾巴，壁虎的尾巴有條紋，烏龜的尾巴比較短……都不對！”

“啊！那天青蛙神色挺古怪，團團轉好像在找甚麼似的，會否是他丟了尾巴？”聰聰突然想起。

“不會吧，青蛙沒有尾巴的！”明明覺得疑惑。

“不如先看書吧！”這回輪到聰聰想看書了。

“蝌蚪，古時寫作科斗，是兩棲動物——蛙的幼體，當蝌蚪成熟了，它們開始脫變，漸漸長出四肢……”

終於真相大白了！原來蝌蚪脫變成青蛙的過程中，的確會掉尾巴。想起小青蛙當日慌慌張張的樣子，一定是在找自己的尾巴了。於是，聰聰、明明一起翻閱動物地址名冊，找到了小青蛙。

“謝謝你們兩位把我的尾巴送回來！當天我的尾巴突然斷了，並被水沖走，我非常慌張。不過，後來同伴告訴我，脫尾巴是變成青蛙的必經之路，就不再害怕了！你們兩個連青蛙的成長規律都知道，真了不起呀！”

“都是明明厲害，告訴我水坑沒有尾！”聰聰稱讚道。

“是聰聰厲害！他會觀察身邊的事物，並堅持去找答案。”明明謙虛地說。

經過“水坑丟失尾巴”的事，聰聰、明明終於明白堅持閱讀、觀察和思考要結合的重要性。

而故事中的小水坑，那個在澳門東望洋山與大炮台山之間的小谷地末端，經過城市的發展和變遷，變成我們常到的市區——水坑尾。小朋友們，要記住“水坑尾”的故事呀！

作品刋於澳門日報”伴我成長”

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14-06/26/content_913793.htm

“我希望孩子和家長對人生能有新的認識，考試成績不是判斷一個學生成功與否的標準，要懂得人生還有很多的風景。”

    【《一位特級教師在她女兒自殺後的教育反思》，“家庭 · 教育”網站，二○一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一直被身邊人稱讚為“成績優、品德好、情商高”的女孩，忽然遺下“請不要救我”的遺書撒手人寰，作為優秀教師的媽媽事發後才知道，女兒受強迫症折磨長達八年，在無法撫平的傷痛中，她用畢生勇氣寫成一部生命教育的血淚史，勸諫活着的人。

這 事不禁讓我想起自己和家人在育兒事上的糾結，我媽一直不同意我對兒子的“放任不干預政策”。那天，老師打電話來說孩子經常忘記帶學習用品，祇要違規達到五 次，成績多好均不能得獎……每次聽了老師的勸告，我會向孩子複述一次，並和他們探討改善之法，如：檢查方法和罰則。到了孩子再犯，我們又重新檢討一次，雖 然問題最終也改善了，但獎項也因此丢了。我媽特別生氣，她認為罰則遠不如出手幫忙檢查有效，怕孩子從此成就比不上別人會自卑。為此，我們進行了史無前例的 爭吵，而這也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正面違抗我偉大母親的意旨。我堅持自己的做法，不是因為我覺得自信不重要，而是我覺得一個人是否自信，並不在於他是否能 得到世界的認同，而在於他是否能憑一己之力去駕馭世界。在前線教學的十多年中，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品學兼優的孩子不見得比成就平平的孩子自信，因為 有些孩子的精銳是在家人鞭策下形成的，為了永遠保持高飛的狀態，日子過得特別累；低飛的孩子雖然平庸，其自信在於能夠把握自己。所以，我不想幫助孩子追逐 世界的高標準，我會告訴他，榮譽對父母來說是不重要的，但不改善缺點的代價需要自己去承擔。

以上文章是我給我媽的帖文，我期望她能從中明白我的想法，並了解到，願意坦誠對話，爭吵也可以是一種溝通。同時，我也希望她不要為過去總“自以為失誤的教學方法”耿耿於懷，因為沒有一個人是完美的，也沒有一個人需要完美，包括我們為人母親的。

社會如果走到“連在十字路口看到紅燈，都會懷疑紅燈是假的”，還談什麼方向、目標？……民間對待政府的態度，停留在戒嚴時代，“反抗權威權力就是道 德”；但現在的政府是我們一票一票選出來的，怎麼跟過去比？現在最新的挑戰，是掌握知識權，知道什麼時候該批判政府、什麼時候又該當政府的後盾，“這需要 更深沉的深思明辨”。

    【《台灣人心底須徹底解嚴》專訪龍應台，記者：陳宛茜、蔡惠萍，聯合報，二○一四年五月十六日】

台灣作家兼現任“文化部”部長龍應台就最近的社會氛圍提出了以上論調，被一衆網民狠批“二十多年前點燃‘野火’、呼籲人民反抗政府的龍應台，當官後理念竟變調，是精神分裂了嗎？”

其 實，曾經是“蛋”，最後成“牆”，而被指背棄初衷的，又豈只龍一人？到底是權力讓人腐化，還是角色引起矛盾，因人而異，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政府與人民之間 有着一定程度的對立面。相對於牆，蛋的弱小自是可憐可憫，但在於蛋本身，永遠的軟弱到底是一種宿命，還是一種自戀？我沒有愛上蛋的一方，因為我不想沈溺於 懦弱，社會是需要人去承擔的，而利益的爭奪將永無止境。我不會永遠站在蛋的一方，更重要的原因是，我相信在民主社會中，沒有人需要做永恆的弱者，當蛋與牆 可以因選舉機制進行交替時，你會發現，彼此的角色可以經常逆轉，不變的是，只有反對派才可以“永遠站在蛋的一方”來談公義。而在周而復始的循環中，你又會 發覺，蛋和牆對社會發展的影響並非二元對立，因此，在爭取自身權益的同時，蛋也需要明白牆的付出，體恤那些為我們撑起決策重擔的官員們。

如 果可以選擇，我不想永遠當蛋，我期望自己能站在有理的一方，但在複雜多變的社會中，什麼才叫“有理”呢？這大概需要一定的知識和智慧吧。因此，我認同龍應 台：在眞正的民主社會中，最大的挑戰是掌握知識權，知道什麼時候該批判政府、什麼時候又該當政府的後盾，“這需要更深沉的深思明辨”，人民和政府以“信 任、鼓勵”代替“對抗”，以理性克服情感。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站着活着是一個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能夠站着，這個世界上沒有人願意跪着……

    也許在很久以後的未來，我們的孩子的孩子們的時代了，那時候自由之光普照大地，每一個站着的人們，或面朝大海，或面朝松濤，能夠大聲地發出沒有強權脅迫的聲音，這聲音，比擁有整個世界還令人期待，令人嚮往！

    老師：有站着的自由，難道不比擁有整個世界更重要嗎？

    【《自由比擁有世界更重要》，作者：佚名，聯合新聞網，二○一四年六月十一日】

“人，只有在自己站起來之後，這個世界才能屬於他”這是本年四川高考作文的素材，大陸網絡上熱傳一篇名為 “人有站着的自由比擁有世界更重要”的零分作文，文章已證實是虛構的，但卻道出了廣大民衆的心聲，也深深觸動了我。

談 跪拜文化和社會事實的文章數之不盡，當中觸動我的，不僅僅是 “打倒強權的快感”，而是文人自處的思考：能夠站着，這個世界上沒有人願意跪着？其實這假設 並不完全成立，文中虛擬的作者，那個不介意零分的孩子，不就選擇站着嗎？因此，不是所有人都不能站着，前提是：你有為自由放下整個世界的決心，並無悔於自 己可能一無所得的選擇。

“站着”和“跪着”本身就是個抽象的比喩。一般百姓認為，與強權對抗就是“站着”，但強權的定義又是甚麼 呢？在社會眞實的場景中，政府代表了“強權”；但在網絡的群衆平台，很多時候“民粹”更強，動不動就截圖抹黑，甚至網絡欺凌。有些人在眞實世界永遠跪着， 到了虛擬世界則站起來了，成為另一種強權，要求異己通通“下跪”。然後不同的知識分子，又在公共空間互斥“空談誤國”，但你永遠看不清誰才是眞正的“空 談”。

我覺得在任何情況下都能“說眞話”才算是 “站着”。作為社會良心的文人，我們旣是受機制管制的人，又是建構機制的重要一 員，當能發揮自身的影響力，做到：有讓別人“站着” 的器量——無論對方是“空談”還是“實談”，也應該像文章的作者，有放下世界去追尋眞理的決心，堅 持“自由比擁有世界更重要”。

一個人話說得不夠亮麗，並不代表他對信念、價值和理想沒有堅持，相反，他可以以胸襟和實際行動，來把之說得更加鏗鏘有力。

    【《高錕校長的故事：大學就是包容》，作者：蔡子強，明報，二○○九年十月八日】

    知悉“澳門大學畢業典禮風波”，不禁讓我想起一篇有關大學校長捍衛學生思想自由的文章：

    一九九三年，北京委任高錕校長為港事顧問，中大學生對此異常反感，在中大三十周年校慶“開放日”的當天，激進的學生衝上主禮台，在衆多嘉賓、家長、同學，以及校友前，誓要搶走校長手中的“咪”，並拉開“兩日虛假景象，掩飾中大衰相”的橫額，令人覺得中大丟盡面子。事後要求紀律處分學生之聲衆，最後頂住懲罰壓力的其中一位重要成員，就是本來最丟臉、最屈辱、最應義憤難平的當事人——高錕校長。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大學等高校學生三千餘人齊集天安門，舉行示威遊行，起初北大校長蔡元培不贊成學生外出示威，曾一度站於北大校門企圖出言勸止，學生為此噓聲不斷。但當他一知道學生被捕的消息，便二話不說，全力投入營救，當時他聯合十四所高校校長發表聲明，稱“學生的行動，為團體之行動，即學校之行動，決定只可歸罪校長，不得罪及學生一人。”蔡校長還一再表示，如能釋放學生，“願以一人抵罪”。

    也許，以上兩位校長都曾經失落在學生的噓聲罵聲中，但其人格卻能在歷史的長河中閃光，因為事實終會證明，甚麼樣的校長才能發揚真正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引自《禮記 · 大學》）

    筆者不想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妄斷“大學教授受處分”事件之是非，也期待大學光明正大地舉證，但全世界都看到了一個畢業生對母校最真摯的勸勉被粗暴地打壓，傷盡了有情有義的學生、校友的心。大學事後指出，處理事件的目的是“讓學生和家長度過一個非常幸福和莊嚴的時刻”。大學不是為“典禮”而存在的，甚麼樣的校長有育人之量，甚麼樣的大學才是學子之福？交由公衆雪亮的眼睛去判斷。

「公民社會指的是圍繞共同的利益、目的和價值上的非強制性的集體行為。公民社會是處於公與私之間的一個領域，為了社會特定需要、公眾利益而形成的組織。」Skelly（2010）

回歸後，政治格局的轉變，社交網站的興起，人民素質的提升等種種因素，讓港澳開始步入公民社會的雛型。受香港政治氛圍的影 響，近年集會遊行在澳門實屬常態，但事情無論在社交網站是何等沸沸揚揚，終究還是無法更進一步，故出現了早前立法會選舉的「期望落差」。某議員「睇死」澳 門人不參與遊行，實質就是認為單靠社運人士、有志青年、新興基層工人團體等的力量是不成氣候。是故「五‧二五」、「五‧二七」的突破，在於一種公民的集體 醒覺。筆者認為主要成因如下：

其一，民意被趕入窮巷。每個人對反映不滿的取態都有程度上的不同：社運人士傾向以極端方法利用傳媒影響力，以弱制強。但一般 中產知識份子卻普遍認為需要據理力爭，而中老年人士則喜歡在相互妥協中求取和諧，當中取態又因人因事而異。「離補」方案不同於「加二加二加一百」，當中存 在的不公狀況顯而易見，而賴以力爭的學術「公理」，卻又一面倒地立在強權的一方：某學術機構發起專題研討活動，最後的報導竟是「一言堂」──所有人均認為 「離補」方案合理，連內地官媒都能輕易指出法案的三大問題，而澳門社會最高端的學者專家卻一句也未說上，或說了未有人報導，如此一來，高級知識份子的所謂 社會良心的角色已經完全失信於民。還有那個本身已經缺乏民意代表性的議會，僅餘不過半數的直選議員，竟然大部份也選擇支持法案，盡失民心。當專家學者和民 選議員都無法代表自己發聲，人民仰賴的就只剩下自己的一點力量。很多人一直把持的理性：如果可以溝通，為什麼不先溝通？如果可以讓步，為什麼不協商？無可 伸張，當社會已經失去「表達、說理、爭辯」的溝通機制，人民立於「趕狗入窮巷」之地，再溫和理性的人也會醒覺。

其二，新一代社運青年的素質提升。和過往不同，這次組織者比較努力地放下黨派的固有色彩，由一群背景相對單純的年輕人，透過 網上團體發起運動，且有廣泛邀請不同政見的人士參與，並對不同意見者，甚至質疑的聲音表現出善意和包容，加上受到早前台灣「太陽花學運」的影響，整個活動 的策劃過程都表現出高水平：理念簡單明確，規劃具體清晰，操作井然有序。其身教言教所表現出的成熟有度，不僅感染了很多胸懷民主夢的青少年，也讓很多長輩 刮目相看，投以信任的一票。

其三，新生媒體深入社群。不是每個人都接受公眾社交網站，如：facebook、twitter等大規模的群眾互動，很多小市民，特別是中老年人士對這些媒體的訊息較有介心。是次運動除了facebook主場，不少支持者還有運用whatsapp、wechat等新媒體，以組群互動的方式發酵動員，連平日不活躍於面書的長者、中產、師奶等都各自在群組中收到訊息、相約行動，達到集腋成裘之效。

筆者認為，社會運動由原來熱衷於社運的人士，走向廣大社群，而活動的成功又再促使市民對公民參與的認可。以上種種，均對走向 較成熟的公民社會，有著重要的標竿作用。當人民了解到上街不一定是激進的流血衝突，而是基本的公民責任時，就會更加有勇氣透過社會運動去表達自己的訴求， 達到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Robert Putnam所言：公民可以共同建立社會資本，信任和共同價值觀，從而轉化出政治氣氛，使社會結合為一體，促進社會中的相互了解和關聯，提升共同利益。

公民社會的建立，除了公民的醒覺，社會制度的配合尤其關鍵。如果在上者決意走向極權，而非從善如流，人民醒覺也就只能孤注一 擲地走向最極端，革命由此而生。因此，如何建立既相互制衡，又相互依存的公民社會，發揮公民參與公共政治的積極性，透過不同觀點的討論，不同訴求的宣示， 平衡不同族群的社會利益，需要社會上下的共同配合。當然，民主政制才是公民社會健康成長的先決條件，是次運動最多只能促進政府和人民的政治醒覺。路漫漫其 修遠兮，需要吾等上下而求索。

文章載於論盡媒體

http://aamacau.com/2014/06/06/%E9%82%81%E5%90%91%E5%85%AC%E6%B0%91%E7%A4%BE%E6%9C%83%E7%9A%84%E6%96%B0%E9%87%8C%E7%A8%8B/

後記:

“寧願上網糊吹,周圍惹火都不認真投稿”向來是我風格,因為投稿永遠是工作,糊吹卻是玩樂,人總要有休息玩樂的時候嘛,文章是精神食糧,文人需要思維彈 性,每天為名利硬拼,不給思想留白是扼殺創造力的癌症.忙到嘔泡的五,六月,忍痛推掉無數的額外工作,唯接受了這個約稿,一則想就”光榮五月”表達心意, 二則,其實一直也很欣賞這份報章的風格.以我非主流的特質,難有作為是理所當然的,但我選擇堅持自己,永遠不討好誰,因為我有權選擇”自由比擁有世界更重 要” .很榮幸有機會被包容,能夠在此報留下筆跡.既談及重大的社會運動,也不想主觀言情,做了少量功課,希望帶給讀者有關”公民社會”的理性反思:
(PS:關於”醒覺”和”覺醒”,其實兩詞本意相同,大概因為填詞聲韻關係,網上流行曲用了”覺醒”,於是人人都用”覺醒”,但我更喜歡”醒覺”,因”覺”而”醒”最終就只停留在”醒”,但我希望”醒”然後”覺”,希望大家不僅是醒了,而是有所覺悟,繼續承傳那種價值)

公 民社會的建立，除了公民的醒覺，社會制度的配合尤其關鍵。如果在上者決意走向極權，而非從善如流，人民醒覺也就只能孤注一 擲地走向最極端，革命由此而生。因此，如何建立既相互制衡，又相互依存的公民社會，發揮公民參與公共政治的積極性，透過不同觀點的討論，不同訴求的宣示， 平衡不同族群的社會利益，需要社會上下的共同配合。當然，民主政制才是公民社會健康成長的先決條件，是次運動最多只能促進政府和人民的政治醒覺。路漫漫其 修遠兮，需要吾等上下而求索。

     學生：一個沒有英雄的年代是可悲的。

    伽利略：一個需要英雄的年代才是眞正的可悲！

    【《伽利略傳》，改編自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B.Brecht 一八九八至一九五六），愛麗絲劇場實驗室，二○一四年四月】

二十多年過去了，那一天，我再次走在萬人空巷的遊行團隊中，有一種陌生的熟悉——人面全非，但熱情依舊。我為自己仍能辨別是非，且勇於高呼而高興，也為遊行團隊中有同樣成熟的臉孔感到恩惠。

二十多年過去了，我已經無法記清，當年隨學校跑到街上遊行是甚麼心情？只記得從那天起，我感受到澳門人對故土之情；又從之後的某天起，我看到了有情人的心一直在淌血。歷史沒有能力記下對錯，但人的眼睛卻拍下了一切。

二 十多年過去了，影像終歸只是影像，人的嘴巴卻可以有不同的詮釋——有人記住了愛，也有人寫下了恨。年復年的悼念無法為我們帶來光明，在歷史的洪流裏，很多 人為求生抛下遠方失救的人群，在那些人眼中，“英雄的鮮血”只是一把用以刺傷“敵人”的利刃，他們甚至已經忘記，當年的犧牲是為了成就愛——拯救那個並不 文明但內心善良的民族。沒有人記起，我們曾經是血濃於水，且追逐過相同的夢想。

二十多年過去了，見證歷史的有情人學會了沉着，而沒 有經歷的孩子卻迷戀社運，如《伽利略傳》一劇中，學生見到伽利略為活命忍辱偸生時的高呼：一個沒有英雄的年代是可悲的。這時候，我又會想起伽利略的回答： 一個需要英雄的年代才是眞正的可悲！因為只有處於失衡的極權主義，才需要英雄來拯救世人。如果可以溝通，為甚麼不先溝通？如果可以讓步，為甚麼不選擇妥 協？如果歷史可以改寫，我希望人民廣場上不曾有過英雄。

幸運地，我們的“光榮五月”沒有英雄，榮耀是屬於人民的，當也屬於願意聆聽民意的高塔，特別是願意為大家撥走烏雲的涼風。沒有勝利的沾沾自喜，我寧可選擇這份相互體貼的溫和，縱然一刻的清涼不代表永恆。

二十多年過去了，很多人都在等待歷史的一句公道話，而我等待的，不僅僅是一句對英雄的認可，而是那個不再需要英雄的中國。